在过去百余年中，“王在法下”无疑是西方史学界在解读中世纪英国封建君主政治时所着力阐发的历史意蕴。这一基调是那种以强调中世纪西欧是“法治”社会之学术理路的产物。著名史家厄尔曼就认定，在中世纪的欧洲，法律的地位至为关键，考察法律是理解中古政治的前提，因为“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完全是由法律决定的和制约的”，只有“认识到中世纪的历史首先涉及法律”，才能看清各种政治冲突的“真正本质”。①而中世纪的英国，则普遍地为西方学者视为其“法治”理路的学术样本，有史家就援引英国的状况指出，“中世纪的政府，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依据法律来统治的政府”。独裁君主虽偶尔浮现，但却常常受到惩罚与抵抗，“因为在当时人们的眼光中，君主受到法律的约束”。②正是循此理路，西方史学家不仅赋予“封建契约”以浓烈的“法治”精神，而且将“大宪章”的产生、议会的出现、理查德二世被废黜等现象都归结为法律对王权限制的体现，英国的封建政治史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被诠释成“法治传统”根深蒂固并限制王权的“王在法下”的历史。
    一、“法治传统"的建构及其影响
    考量英国封建君主政治时强调“法治传统”的学术理路，并非现代史家别出心裁的任意建构，而是源自于近代英国根深蒂固的“辉格传统”(Whig Tradition)。
    所谓的“辉格传统”，形成于17世纪英国政治大变革时期政治思想的激烈交锋之中。该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上台，为了强化专制君主权威，竭力强调“王权神授”与“君权至上”，并欲将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这些举措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强烈不满，他们中的精英人物利用议会作为平台，阐发“法治”理想来展开抗争。他们不仅主张“完善的”合并需要法律的统一，而且强调“法律至上”。因此，捍卫普通法“就成了反对合并的政治手段”。在此情况下，传统的所谓“法权”和大宪章逐渐蹈入他们的理论框架。著名的王座大法官库克对此贡献尤甚。1604年，他发表了《有关英国法律制度的第四报告》(The Fourth Part of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在强调君主改变法律的危险性与非法性的基础上，阐发了有关法律与王权之关系的观点，“国王不在任何人之下，而只是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因为法律造就了国王。由此，让国王将他从法律中所获得的权力和统治归功于法律”，在没有法律的地方也“就没有国王”。③与库克同一时代的著名法官、议会下议院议员托马斯·赫德利(Thomas Hedley)，也力倡“法治”的权威。他宣称，“在英国，王国的法律不仅是国王的遗产，而且也是他的臣民的遗产，国王不能罚没或剥夺它们。因此，接下来必然是，没有他们的同意，国王不能改变他的任何自由之民众的土地和财产，因为那将是罚没或剥夺他们的法律的成果和利益，也就是剥夺了他们的法律本身”。④赫德利甚至强调，是普通法而不是议会才是王国的最高权威：“议会是从普通法中获得其权力和权威的，而不是普通法从议会获得权力与权威的”。⑤其实，在整个17世纪，英国的普通法法学家都将普通法(common law)拔高到成文法之上。因为是习惯法，普通法当然是有价值的，它经历了长期的积淀和时间的考验，为英国各个阶层所普遍认同。由此，“大多数普通法的鼓吹者相信，普通法反映了盎格鲁人的实践”。⑥而库克等将这样的普遍认知加以系统地理论化，并从中阐发出反对君主专制的“法治”理想，这就为日后强调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的理论建构铺垫了深厚的思想土壤。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法律史家梅特兰(F. W. Maitland)及其学生霍兹沃斯(W. S. Holdsworth)的研究理路几乎完全承续于此，尽管他们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
    当时，这一理想的“法治传统”的建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反君主专制的政治诉求，由此而进一步勾勒出“自由权利”和“议会主权”的近代宪政蓝图。1610年3月21日，英王詹姆斯一世在两院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君主创制的宪政王权”(constitutional monarchy created by kings)说法。⑦这很快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和反对，赫德利就宣称，君主没有这个特权，只有普通法才能如此。因此，应该是“普通法支配的宪政王权”(constitutional monarchy governed by the common law)。⑧赫德利还论及大宪章所肯定的“英国臣民的古代的自由和权利”，认为大宪章是对诺曼征服给英国民主传统伤害的一次修复，恢复了自由人之权利和君主特权之间的古代联系。⑨
    这一鼓吹法律、议会对民众权利的保护和对王权的限制的理论模式，不久就随着政治冲突的加深而日益拓展，开始为正在建构的理想“法治传统”赋予“自由权利”与“议会主权”的思想底蕴。17世纪初期的许多法学家，都惯常于将普通法和议会的因素整合起来考虑。在他们看来，普通法的权威与议会的权威是同一的，因为普通法包含着“王国的理性”和“不朽的习惯”，也表现在议会的投票和法令之中，议会是普通法的守护者。有学者就此指出，当时，“对古代法律的每一次拔高，都是对议会权威的拔高”。⑩受此影响，17世纪后期形成的“辉格派”的学者和思想家，纷纷以浓厚的“普通法的意识”去建构“普通法版本的议会历史”。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普通法实际上就是古代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中保存下来的习惯，它超越于成文法之上，是永存的和不朽的。它先于王权存在，具有高于君主的权威。正是这一法律，构成了中世纪英国“宪政”的基础。在他们的视野中，“古代宪政代表了英国特殊的政府形式，它起源于人民与国王之间的一致同意。在这一形式中，国王发誓要维护人民的习惯法和权利……尊重人民的会议——议会”。作为普通法的彰显，“古代宪政通过人民的通常的习惯而诞生，一个英国人的权利和特权不是国王赐予的，也不能被国王剥夺”。(11)但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保皇党人的反驳。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在《父权制》等论著中，竭力鼓吹君权神圣、“王大于法”，也否定议会最高权威的合法性。他声称，因上帝“神法”造就了至尊的王权，“因此没有任何低一级的法律去限制它”。同时，国王先于法律存在，正是国王制定了法律，而且“国王的命令就是唯一的法律”。(12)此外，他更强调，自产生以来，议会都是由国王来统驭的，而议会代表则“将自己约束在效忠和服从的界限内”，“议会只是国王的法庭”而已。(13)到了1679年，菲尔默还撰文断言，议会两院的存在来自于国王，上议院的功能是为国王提供支助和建议，而下议院则是赞同和执行国王的意愿，“国王自己安排和制定法律，是议会中的最高法官”。(14)为了驳斥保皇党人的理论，捍卫议会和法律的权威，威廉·皮蒂特(William Petyt)、威廉·阿特伍德(William Atwood)等人纷纷撰文力倡“议会主权”说，断言议会从一开始就是从英国古代人民的普遍意志中获得权力的。著名的辉格派人物亨利·卡莱(Henry Care)则发表了《英国人的权利》一著。在前言中他指出，每个英国人具有天然的权利，“一种与生俱来的混合的基本权利，即他的人身自由和他的不能被剥夺的等级的财产”，对此，“所有我们的君主都在他们的加冕誓词中作出了庄严的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的承诺”。(15)在此著中，卡莱还引证了从布克莱顿到福特斯鸠等中世纪法学家有关“王在法下”的叙述，并且刊印了大宪章以为佐证。与当时的辉格派一样，卡莱断定大宪章是由古代习惯实践的权利所组成，表明了每个英国人的权利和特权是神圣的、永存的，大宪章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新的。(16)
    在与保皇党人的论战中，以“议会主权”为基调，英国的所谓“古代宪政”逐渐被辉格派所演绎与叙事出来。他们自称是英国珍贵的历史遗产的继承者与捍卫者。他们反对菲尔默及其追随者，认为这些安立甘教与王权至上的信徒将政府的起源归结为神和《圣经》是荒谬的，并试图对之给予世俗化的解释。同时，他们更是吸取了中世纪作家和在此之前的法学家的思想营养，阐述了所谓的“普通法”的由来，并最终将之归结为凝聚了自由权利和民主精神的“盎格鲁传统”。正如有学者评论说，“议会主权，‘英国的最高权力’，成为辉格主义话语和思想体系的最高检验标准之一”；(17)还有学者指出，“在普通法传统中又产生了被作为古代宪政而知晓的历史的虚构”，(18)而这一虚构所认定的“议会中两院的古代状况”，无疑“是这个政治神话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19)这一以“法治”为基调、以“自由权利”为内核的“宪政主义神话”，对日后的历史编撰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
    在当时，这一理想的“法治传统”的建构，也曾经受到某些学术研究的冲击。17世纪初，酷爱历史的学者斯伯尔曼通过对伦巴底的《封土之律》的研究，发现了中世纪所存在的“封建制度”，认为中古时期的英国是封君封臣制占据主导地位。这给当时人们对英国以往历史的观照形成了巨大冲击。因为既然是君主自上而下的土地分封，那么法律就不是古老的和被发现的，而是由君主制定的。而议会也是由君主召集其总封臣形成的，由此而导致对“普通法版本”的“历史”的质疑。当时的保皇主义者布拉迪(R. Brady)就据此对这种“历史”进行新的否定，他宣称，“我们的古代英国法律来自于诺曼底”，实际上是威廉在1066年用专制权力对撒克逊人的征服而建立的封建占有权。(21)这就意味着对辉格派政治理论的否定，因为他们所崇尚的权利、法律，被看作是一位外来的专制君主强加给英国人民的。一些保皇党人随之竭力宣扬英国的法律来自于诺曼征服者，以“诺曼征服”来否定所谓的议会赖以起源的“盎格鲁民主传统”。对此，“议会主权”论者纷纷反击，威廉·皮蒂特就反驳说，威廉一世“从未进行过如此专制的征服，英王国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如此普遍的改变”，被征服的也仅仅是哈罗德国王一人。(22)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制”不但没有成为英国“法治传统”的异己物，反倒是被纳入这一“法治传统”的叙事，参照中世纪贵族与国王的冲突加以重新诠释，阐发出具有平等、互动的“封建契约”精神，并将之化为其“自由权利”的一个重要历史来源。
    17世纪英国思想界之理想“法治传统”的建构，是在政治大变革的冲突与论战中以特定的政治语境而发生和展开的，严格地说，它属于政治思想史而非史学之学术史的范畴，但正是它的日益积淀，让日后中世纪英国政治史的研究浸淫于其中而难以“独善其身”。随着近代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与发展、工业革命的率先进行以及“日不落帝国”的形成，英国在19世纪进入政治稳定、经济兴盛与文化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一时代的英国史学家普遍怀着“盎格鲁文明优越”论的心态，当他们以这样的心态来考量中世纪英国的封建君主政治史时，很自然地把17世纪辉格派所建构的政治思想史的理想“法治传统”，转化为史学研究的理想“法治传统”而视为圭臬。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牛津学派”，正是这一“辉格版”历史编撰的典型代表。他们竭力从近代早期“辉格党”人的政治理想中，摄取社会契约、自由平等、法权至上、权力分离等思想的营养，最终在这一理想“法治传统”的基础上，演绎出中古英国的“宪政主义”政治图景，那就是，由日耳曼自由精神和权利意识所熔铸的“王在法下”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流播，使王权始终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体现了“法律”精神的议会制度的限制。(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