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
    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是一个久已存在的带有国际性的老问题。近年来，在中国 考古学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围绕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相互关系问题又展开了空前 热烈的讨论。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在近年来非常兴盛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 中，一些学者简单地将并不充足的考古材料与文献所载古族、古都、古国相联系。如在 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将属史前考古的仰韶或龙山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中的尧、舜、禹 ，甚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挂钩；又如仅据年代与地望的接近，即将一些遗址尤其是城址 定为文献记载中的夏商王朝的都城。类似情况使一些考古学家尤其是中青年考古学家感 到不满，促使他们提出“应当适当强调考古学研究的一定的独立性”（注：见许宏《早 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第7版。），以强调考古学 与狭义历史学的区别。自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明确提出要给出较可靠的 夏代始末年代，并以对偃师二里头及偃师商城遗址的文化遗存所作年代测定数 据及现存文献所记夏积年为依据。但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按：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 文化。下同）的观点被相当一部分外国学者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对二里头文化的意义做 独立思考，不要受文献史学的影响而失去考古学研究的独立性。其更为激烈的批评，甚 至提出夏朝存在的观点本身就是由于“对古籍的迷信所驱动”（注：陈星灿、刘莉《夏 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所引Colonge东亚美术馆的Lukas Nickel文，载北 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9期（2001年6月）。）。可以说， 断代工程的开展，实际上激化了有关中国考古学是否科学、是否为历史学附庸的争论。
    由此可见，在中国学术界，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确已成为一个不能不澄清 的、影响到二者未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以下围绕这一问题从几个方面谈一些不成 熟的看法。
    按照研究对象的时段差别，考古学大致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原史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 三个组成部分。
    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是处于已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在中国，历史 考古学研究的时段目前的划分方法是从商代开始止于明代（注：这里引用了夏鼐、王仲 殊两位先生的意见，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序言。）。这一阶段同时代的 文字记载非常丰富，有包括史籍在内的多种文献资料，因此，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 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 联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
    目前，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上说，问题较大、也最有争议的是原史 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究竟应该构筑怎样一种关系。这种争议是直接由中国考古学与历史 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尤其是上文所述夏文化与夏史的探讨引发的。
    关于“原史”（protohistory）一词，当前中西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在西方一般是指处 于史前与历史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注：见《美国传统词典·英语语言卷》（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其解释“原史”是“仅 早于有最初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原史时代已有文字，只是文字资 料与文献甚少，故考古材料对于研究这一时代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注：霍克 斯·克里斯托福（Hawkes Christopher）：《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古代世界的启示》， 收入《美国人类学家》第56卷，1954年，第155-168页。又见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转引自吴晓筠《中国的“原史时代”》，载北 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总第12期，2002年。）。但是这种意见既 认为原史时代已有文字，则此时代严格地说就应归属历史时代。所以，相对而言，还是 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所言较为确当，即：原史时代自身尚未有文字，但却为同时代 的其他人群记述，或通过后世口头传说记忆或记载保存下来其历史（注：Andre
    Leroi-Gourhan（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
    Paris:Press V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8，转引自吴晓筠文。）。根据目前掌握的 资料，在中国，这一阶段的下限，应该包括典籍中记载的夏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 不能确切证明夏代已有了真正的文字，但现存的西周以后的历史典籍中，却存在着描述 这一阶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如《尚书》中的《周书》与《史记》的《五帝本纪》、《夏 本纪》等。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努力探讨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即应在此阶段内。 所以在中国，原史考古学也有着如何科学地对待有关历史文献的问题。
    对中国学术界探讨夏文化与进行夏史研究批评最为激烈的一些国外学者所发表的意见 ，本文开首已提到一些，如果将这些批评意见更全面地概括一下（注：参见许宏《早期 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大致有这样几点：
    1.认为夏或夏王朝的存在只是传说而非信史，尽管夏被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述及，但 是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其记载。二里头遗址虽发掘了很长时间，但并未有如同商 代甲骨卜辞那样的东西出土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在缺乏足够证据之前，对于夏只能存疑 。
    2.周代文献中，如《尚书》，虽有关于夏的记载，但多是出于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
    3.有关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资料只是被削足适履地用来解释后来关于夏的历史记述 ，而并非让资料本身说话。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二里头遗址表现的社会就不会被 称作具有国家水平的社会。有的批评意见甚至认为，夏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
    由此可知，如何对待夏史研究，如何进行夏文化探索，实际上也即是应该如何正确地 、科学地开展中国原史考古学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科学的纯洁性 与科学性，是迫切需要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