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举主要来自国外学者的批评中，有些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中迄今 没有发现可以确切称为文字的资料，不能像殷墟甲骨刻辞证实商王朝那样证明夏王朝的 存在和凿实夏文化，这当然也是目前将对夏文化的考古研究归入原史考古学的原因。此 外，二里头遗址如果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应具有相应的规模，但迄今其总体布局情况尚 不十分明朗，王陵等大规模的贵族墓地尚未发现。此外，从聚落考古角度看，二里头遗 址与其周围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间的层级关系亦尚未明确。所以，目前考古学对夏文化 的研究严格地讲仍应称为探索，尚需继续做更多的工作，通过获得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与 对可能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存做更深入的研究来证实夏文化及夏王朝的存在。不过，夏文 化的考古学研究虽尚属探索阶段，却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随意否定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 夏的记载的真实性。在对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进展状况给予客观、科学评价的同时，也 应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记载“夏”的文献，现存最早的为《尚书》中的部分篇章，例如《召诰》、《多士》 、《多方》、《君奭》及《立政》、《吕刑》。其中《召诰》记录召公与周公 的谈话，《多士》、《多方》为周公训告殷遗民及其他被征服者，《君奭》为 周公诰召公，《立政》记载周公告诫成王，《吕刑》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穆王时讲刑律 的文章。根据文章的内容与遣词用句等文辞格式，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以上诸篇确为西 周早期至中期时的文字，均不怀疑其可信性。至于夏民族的文化英雄般的首领与夏王朝 的建立者禹的名字，亦见于《诗经》中西周诗篇与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中。此外，被学 者们视为至晚于战国时期成文，对研究中国先秦史有着非常可靠的史料价值的史书-- 《左传》与《国语》中，不仅有多处记载了春秋时人有关夏的言论，并且《左传》中还 有多处文字是直接援引《夏书》的。《夏书》为东周时人将记载夏人词语的一部分“书 ”汇编而成的书（注：参见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96年）第1章第2节。）。 这种“书”显然不会是夏代的文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相信有过这样 一个历史朝代。不惟如此，夏的存在在西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是与较具体的史实联在 一起的，而不是模棱、含糊的。如《尚书·多士》中记周公训告殷遗民曰：“我闻曰： ‘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于是天 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这说明周人清楚地了解夏人政绩败坏、商人革了夏命。《左传 》襄公四年与哀公元年还记载有夏史中一些极为重要的史实，如羿代夏政，寒浞杀羿， 生子浇、豷，灭斟灌及斟寻氏，灭夏后相，以及相子少康灭浇、后杼灭豷等不见于《 史记·夏本纪》的事件。成于战国时期的《楚辞·离骚》与《天问》亦咏及这些史实。 其详细程度，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些具体史事记述应该本于成文年代更早的文字记录。 此外，公元281年在汲县古墓中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现存辑佚本（即古本《竹书 纪年》）中也保存了较多的夏史记录，所载世系与《史记·夏本纪》所记大致相同，与 战国晚期时赵国人所做《世本》（注：《史记·赵世家》集解引《世本》曰“今王迁” ，王迁为赵国末君，前235年至228年在位。由此可知，《世本》很可能是成于此时段的 赵国史书。）也近同。这部竹书中还记载了夏代诸王都邑所在，特别是记载了夏与东方 诸夷的密切关系，甚至还有夏代一些王的在位年数与夏积年数。此外战国时期的诸子书 （如《孟子》、《庄子》、《墨子》等）、《战国策》及《山海经》等亦均曾言及夏的历 史。战国时期列国史官所著史书均当本自各国各自的历史档案，未必出自一辙；战国中 晚期学派林立，师从关系歧异，而不同学术体系的私人著述中都讲到夏的历史。凡此种 种，都可以说明夏史故事渊源有自。
    从上举先秦典籍中有关夏的多种文献记述可知，对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人来讲，历史 上有夏人（即夏民族）和夏人政权存在是个常识。如果将多种产生于不同地域文化系统或 不同学派渊源的先秦文献关于夏的记载均简单地说成是虚构，甚至将夏说成是“神话” （注：艾兰：《关于“夏”的神话》，载《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与中国先秦文献对夏的记述实况反差太大，而且这种推测由于无法拿出确凿的证 据，因而自身也成了一种很难令人信服的假说。何况3000年前西周早期人已讲到夏，他 们距夏末的时间，相当于我们今日距明代早中叶之际，并不太久远，完全虚构的可能应 该并不大。
    至于上举国外学者评论认为西周文献中的夏是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也是难以成立的 。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 夏来，用以宣传周代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 民相信（注：《尚书·多士》记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今日所见殷墟甲骨刻 辞情况亦可相信商人肯定会有毛笔墨书的成文且文字较多的简册（甲骨文中的册字作形，诸家皆认为即是本于简册形），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史书”，否则何以会有见 于卜辞的严整的王世记录。）？而且收在《诗经·商颂》中的《长发》是春秋时期商人后 裔宋人歌颂其先祖业绩的诗，其中也咏及“武王”（成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关于认为夏是中国人的信仰的说法，也与历史实际情况不合。中国古代对夏的看法最 典型、最集中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而从《夏本纪》中实难看出司马 迁是将夏当成一种“信仰”。众所周知，《史记》有《五帝本纪》，以传说笔法记录了 传说时代的圣王。在司马迁看来，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等有关上古 “圣王”之说皆非虚妄之言（注：见《史记·五帝本纪》卷末司马迁之赞词。），就是说 他认为早在夏之前即有对华夏文明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如果认为《五帝本纪》是树立 一种传说中的圣王形象倒还可以说得过去。在司马迁笔下，终夏一代，除用了较大篇幅 记述王朝最早的君王禹之事迹外，自禹子启始直至桀，皆记录极简，并无一位“圣王” ，也就根本谈不上崇拜。所以，说司马迁是为了信仰与迷信而造出夏显然与其史学思想 与思维逻辑不合。
    当然，文献中所讲的夏，其社会究竟发展到怎样的水平？是不是确实已进入了国家状态 ?是否确如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述的那样有了一个具有严密王位继承体系的王朝（ 尽管《殷本纪》已被殷墟卜辞证实，令人们相信《夏本纪》也应并非虚构），仍需要进 一步通过考古工作与新的考古发现来验证。此外，由于现存有关夏的文献记载所能告诉 我们的，也只是一些粗略的信息，从狭义史学角度来做研究，恐怕不适宜在现有的有限 文献史料基础上做过分发挥、论说，诸如仅凭有限史料即论其社会形态，论其经济与文 化发展水平等等。当前，在夏史研究上最重要也是首要的任务，仍是做夏文化的考古学 探索，即通过科学的考古学研究去证实确切是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并深化对其内涵的 认识。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上，是否如上举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二里头文化完 全是因为文献记载才被说成是夏文化呢？这样讲并非完全不合实际。相当多的把二里头 文化视做夏文化的中国考古学家，其立论根据，一方面是二里头遗址中已有能显示其文 明化程度的遗存，如规模较大的成组的夯土宫殿群基址，附近有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 这已具有古代中国都城遗址的特征；另一方面，二里头墓葬中出土有成组的青铜酒器（ 如四期墓中出土的爵、斝的组合），已可归入古代中国特有的礼器制度的范畴；遗址中 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已有了供一次性消耗的镞，也反映了青铜铸造业已有了一定规模。这 些文化遗存反映出二里头文化所属社会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化程度。但仅据这几方面 来显示一个较发达的、已有了国家与王朝的文明社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点上文已经 谈及，不再赘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考古学家之所以仍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显然 是考虑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恰可与早商文化相衔接，在文化遗存形态上有某些相近处。 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又恰恰在文献所记夏王朝时期夏人主要活动 区域之内（注：1959年徐旭生先生曾带领几个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寻访“夏墟”。在他动 身以前，曾先仔细梳理了文献中有关夏代地名的史料。经过分析，他确定与夏代都邑有 关的区域中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河南中部洛阳平原及附近地区，特别是颍水上游 的登封、禹县地带；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约霍县以南）一带。根据此种判断，他认 定夏民族早期活动的中心在上述第一个区域，即河南中部，并由此经过艰苦的步行调查 在这一区域发现了著名的二里头遗址，揭开了夏文化探索之序幕。）。很显然，这的确 是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得出的一种推断，不能否认历史文献因素对于将二里头 文化认作夏文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