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长期的较严重的隔阂状态，不仅阻碍了两个学科的发展，也 从一个侧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科学的现代化进程。当然，这只是讲总体情况，并不是否定 一些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基于他们本身的学术素养在结合两个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方面做 出的成绩。
    对于这种隔阂形成的社会与学术层面的原因，上文已经做了分析。从根本上讲，我很 赞同张光直先生的话，他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 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 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注：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1988年第4期。）。他将 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观”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狭义 历史学研究的是对历史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而 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两个学科间因为研究对象表现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方法、 手段与技术层面的差别，只能决定学科各自教学方式与训练方式方面的区别，不应该成 为学科间相互结合的障碍。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学科间的封闭与各自的“孤芳 自赏”，就恰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认识观。在提倡多学科交叉进行学术研 究的今天，历史科学的这两个分支学科间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有必要努力加速改善。
    我们应该注意到，最近十多年间，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之间的隔阂状态已有了很 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近年来田野考古不断从地下发现新的文字资料 ，包括殷墟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战国与秦汉的简牍、陶文及封泥，以及历代碑刻、 墓志等，这些出土文献为各断代史、专门史与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的文 字史料，极大地吸引了研究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学者们的注意，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考 古发现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注：参见刘庆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百 项考古大发现》一书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其次是由于改革开放以 来，学术界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对中国古代历史从社会史层面进 行研究成为方兴未艾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许多中青年历史学家，包括一些老专家， 已更充分地认识到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本身所含有的独特的史料价值，从而更自觉 地进入考古学领域，关注古代的城址、聚落形态、墓地与墓葬制度等考古发掘所能提供 的新资料、新启示，藉以深入窥探文献史料所未能言及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面貌、政 治制度与等级制度、社会生活状况、社会思想及心理情况，同时寻求与考古学家在更多 的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方面进行对话。
    在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历史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于考古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参考价值 也不断地加深认识，这与若干重大学术活动的开展和重大考古新发现有直接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即开始的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及相关的若干重要考古新 发现，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记载商以前的夏代及所谓尧舜禹时代的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研究 的兴趣。应该承认，正是由于这些记载的存在，才鼓舞并启迪了中国考古学家去寻求与 证实比商文明更早的古代文明。1978年以来，晋南陶寺类型龙山遗存获得若干重要发现 ，由于其地理位置恰与文献记载中尧舜所在及“夏墟”接近，时段也相当，有可能与有 关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因而显现了特殊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 形成的学术亮点。
    70年代至90年代，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与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晋侯 墓地的发现，引发了考古与历史学界对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召公封燕与叔虞封于唐及 西周晋国诸侯世系等有关记载的重视，并力求结合这些珍贵记录，对若干重要考古遗存 做出合理的解释。类似的重要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界对西周封建制度及整个 西周历史的认识。
    除以上历史时期的考古为丰富此一时期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史料外，近年来考 古学界与史学界通过重大科研合作，彼此间更产生了一种息息相关的感觉。
    自1996年5月开始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尽管在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这 一项重大科研活动毕竟融会了中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多学科的200余位专家4年来 付出的心血，而且其意义也许并不仅在于提出对夏商周年代的一些看法，更主要的在于 使中国历史科学以空前的规模实现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加速了其现代化的进程，特别 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合作在深度与广度上更是空前的。这一科研项目 的实施也使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有了一段长达4年的密切合作科研的体验 ，使更多的考古学家关心、了解了历史学家对文献典籍及古文字资料研究的过程与看法 ，也使历史学家对考古学家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与理解，并且开 展了非常有益于两个学科共同发展的讨论。对历史文献与古文字资料所做的系统的可信 性研究与精细考证，对工程所含若干考古学专题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构筑研究框架、提供 参考依据与印证研究结论等作用。例如作为工程重要课题的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由于 实际上是以文献记载的西周诸王年代为参考，才使从若干个金文历谱方案中遴选出相对 合理的方案具备了可操作性。
    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近年来这种日益密切的沟通与合作，正在改变着人为地将二 者隔成两截的状态，这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历史科学极为重要的新进展。可以预 见，未来这两个学科的交融及与其他学科建立的更广泛的联系，必定会产生重要的研究 成果。
    张光直先生曾讲到，他的理想是“一个历史工作者，也能做野外考古工作”。他希望 中国能培养一批兼有历史学和考古学两种学问的人才。（注：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未定稿》1988年第4期。）他的这种看法后来似未能引起中国大学历史学科的注意，但它 的意义是很深刻的，对于大学历史学科的改造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我们的大学历史专 业应该改变那种对学生只进行文献史学研究训练的做法，特别是应该要求研究断代史或 专门史的研究生进修考古学课程，而且应该有适量的田野考古的实践课程，以培养能有 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种学术视野，并掌握两个学科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学术研究人才。同 样，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系也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历史文献学（包括古文字学基本 知识）与史学思维方面的专业性训练，以培养出具有更全面学识、具有优秀科研素质的 年轻一代考古学家，使他们做出超越前辈的学术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