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做这种推断是不是科学？对此似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去回答。
    其一，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 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自然，从严谨的治学角度看， 将二里头文化称为夏文化，还应该只是一种有一定根据的说法，而不是定论。夏文化还 在探索中，还需要有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作为依据加以确认。
    其二，在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探索中，完全摒弃有关夏的历史文献去思考，既是唯心 的，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作为一种早于早商文化而又有许多不同于早商文化特征的文 化，二里头文化恰恰坐落于文献所载夏人活动圈内。所以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不 失为一种颇具可能性的解释。如果完全无视文献记载，正如上文所言，实非科学态度。
    其三，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人（古代夏民族）的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王朝时夏 人的文化（即二里头文化所属社会是否已达到国家水平）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对前者 ，即使是就现有考古发掘资料，亦已可结合文献对夏的记载进行讨论，并得出肯定或否 定的看法；后者则有待于今后更深入的考古工作来验证。
    此外，对于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未能保持独立性的批评，也可以从研究方 法角度考虑其合理成分，至少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在从事原史或历史考古学研究时，不要在文化遗存揭露得尚不充分、所取得的考 古资料尚不十分充足，而且对所揭露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尚未能做深入研究时，即牵强附 会，与有关文献强做联系。
    二是在采用多学科方法具体研究某一原史或历史考古学课题时，应尽可能地保证各学 科研究手段与方法的科学性。比如其中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等学科可以先各自独立地去 做一段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再结合。笔者在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时即曾建议实行此种 研究方法，并曾称之为“相对封闭式的研究”。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尽可能地保证 各学科研究手段与方法的科学性，并有利于追求最终研究结果的严谨与客观性。但这种 “封闭式”研究一般适用于较具体、较小的专题，例如研究西周年代，即应该从历史文 献、西周金文（含青铜器断代）、天文学、田野考古及测年诸方面各自独立研究 一段时间，到适当时候再融会起来做综合归纳。这种方法对于相关历史文献较少，且文 献有大量的可信性研究要做的原史时代专题考察就更有必要。但是，对于一个要多学科 合作的大的历史课题，从整个科研程序的安排角度，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从总体上说就 不应实行相互封闭的研究方式了。因为双方各自的研究成果与新进展，都会在事实上影 响着科研目标的设定与对方的研究过程和方法。特别是对这两个学科都有相当素养、有 较广阔知识面的学者，实际上很难做封闭式的思考与研究。
    总之，中国的原史、历史考古学和狭义历史学相互间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结合点。狭 义历史学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原史与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确 定课题与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藉狭义历史学做诠释。中国 原史与历史考古学研究似乎不必为了追求“纯洁”与独立的地位而刻意造成一种绝缘于 丰富历史文献之外的学问。而且在有着丰富历史文献与悠久历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下， 中国的原史与历史考古学对古代文献如果采取忽视或过分怀疑的态度，人为地隔离二者 ，恐怕也是难以行得通的。
    三 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隔阂及交融趋势
    尽管如上所述，中国考古学，无论是历史考古学还是原史考古学，实质上都与狭义历 史学有密切的内在关系，而且客观上也建立了一些联系，中国原史考古学由于与狭义历 史学之间联系密切甚至被部分外国学者批评为失去独立性；但在实际上，中国的考古学 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间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仍然处于较严重的隔离状态。考古学家与以 研究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很不够的，彼此间在心态与操作层面上都 有隔阂，甚至缺少对话，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前。曾有学者对此进行分析，认 为主要原因在于：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不同，重构历史凭借的是实物遗存，“为了利用这 些没有文字的实物资料搭建起一个历史的时间框架”，于是创建了一套办法，一套概念 工具与表述语汇，由于这些东西过分专业，因此不为其他学科理解（注：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文物》2002年第7期。）。此说有一定道理 。考古学、狭义历史学之间形成隔阂确实是与二者研究的具体对象及习惯性的研究手段 、方法的差异有关，但是以下两方面因素可能更为直接，更为重要。
    第一，中国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或已残缺不全（如著名的《竹书纪年》），或 有后世辗转传抄造成的讹误，所述史事也夹杂有后世的某些构拟，所以，利用起来要做 科学的可信性考证。兴盛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以审慎考实的态度对 传统经学体系下的旧史学做了无情的批判，剥去了掺杂在传统历史文献中的许多虚妄、 不可信的成分，从而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自然亦动摇了史学家利用这些 文献的信心，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使中国考古学相信 自己能解决故纸堆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种背景必然也影响到现代中国考古学家在 研究原史与历史考古学时对历史文献的重视程度与对历史文献研究成果的关注。
    第二，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家对考古研究成果也不甚关注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书 斋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而当代大学培养历史专业研究人才时知识框架设计也不科 学（这点下面还要谈到）。历史学研究者习惯于传统的拘泥于文献的治学方法，而这种史 学研究方法又经师承关系被数代沿袭。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手段在不少历史学家看来 完全是另一套学问。如果说有的史学家还能注意考古学成果的话，也多数是关心挖出了 什么东西，有什么可以证实或影响自己某些学术见解的新发现，而一般不去注意（或由 于缺乏有关专业知识，难以通晓）考古学家所得出的结论的根据，不关心他们的研究过 程及手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而，历史学家也难以与考古学家在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 题上展开对话与讨论。此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历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 代末，研究的重点与目的，一方面在于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社会变 革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历史进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所以在很长时间内， 历史学家与考古学的接触，主要是利用类似商代人殉这样的资料来证明所谓奴隶社会的 存在，用考古发现的文物来说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由 于历史学界不重视做深入的社会史层面的研究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发展过程的研究， 所以最能为中国社会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丰富实物资料的考古学在这两方面取得 的成果并没有受到重视和被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