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八六九年宣布取消旧的封建身分制度，废除“大名”、“公卿”称号，将其改称为华族，原来的武士改称为“士族”，实现了形式上的士农工商的“四民平等”。随续允许未担任官职的华族和土族可以从事工商业活动。
    3、从明治政府建立以后，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 防范士族的叛乱和对外侵略扩张，便把强兵作为高于一切的国策。它依靠下级武士出身的维新功臣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人，以封建士族为基础，建立和扩充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一八七一年首先从萨摩、长州、士佐三藩中挑选八千人组成了天皇的“亲兵”（后改为近卫军）。废藩置县实现了中央集权后，兵权的统一又提上议程，于是在废藩的同时，政府又解散各藩的一切军队，从中精选了一部分人部署在全国四个镇台⑥。一八七三年又实行征兵制，建立了用新式武器装备的近代常备军。这些天皇军队从建立那一天开始，就带有极端的军国主义倾向。此外，在一八七四年又创立新的警察制度，许多士族都充实到警察队伍，从此警察遍布全国。
    随着国家军事警察机器的加强，军部⑦的势力也日渐扩大。一八六九（明治2）年，明治政府实行机构改革时，在太政官⑧内设立了兵部省（以后又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一八七一年兵部省（部）分设了陆军司、海军司和陆军参谋局时，兵部卿还是既掌管军政又掌管军令。可是，当军队把主要目标由镇压内乱转移到对朝鲜和中国作战后（一八七四年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一八七五年正式侵入朝鲜），一八七八年新设置的陆军参谋本部，就再不隶属陆军卿，而一举成为直属天皇的独立的军令机关。从此以后，军费支出年年增加。一八七八年陆海军省军费为10,087千日元。到了一八八九年就翻了一番，达23,583千日元（占国家岁出的29.6％）⑨。日本向军国主义发展的同时，以军部为中心的军阀制度也逐渐确立了。
    4、废藩置县后，武士阶级虽然丧失了对土地的领有权， 但是政府仍然支付他们秩禄⑩。以后几经改革，最后在一八七六年废止了大名和武士的封建秩禄，由政府发给金禄公债。“据一八七三年的统计，旧武士阶级有1,548,568人（士族户数为399,713户），到一八七六年为止，给他们的公债，计有秩禄公债16,565,850日元、金禄公债173,844,000日元，占政府岁出的36％）。”（11）这样， 日本政府就不是通过暴力剥夺，而是以威胁和赎买的方式，最终地征服了封建武士阶级。施行金禄公债后获得最大利益的是华族。因为平均每户获得公债一万日元。其次是极少数士族。他们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把可以流通的公债投资于银行、铁路、产业和购置土地上，从而使旧的大名和上级武士变成资本家和大地主。仅就银行资本来说，“一八八○年时，国立银行的股票持有情况，是华族44.1％、士族31.9％、商人14.8％、农民3.4％、其他5.7％，即旧武士阶级远远领先。”（12）而近四十万户士族中的绝大部分因收入微薄（每户平均收入才三四十日元），只得转化为知识分子、手工业者，甚至成为雇佣劳动者和佃农。就这样，公债成为日本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而支付公债的财政来源，却是日本政府残酷地榨取民脂民膏得来的税收。
    5、一八七三年着手改革土地制度和地税制度。 明治政府在确认了幕府时期新地主和自耕农对土地的所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并初步建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制度，而新地税按地价的百分之三的现金征收，其税率不低于封建时代的地税。此后地税一直是政府的主要财源。据统计，从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七九年地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85.5％，至一八八九年仍占69.4％。（13）
    由此可见，地税改革是通过掠夺农民的办法，保证了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同时对寄生地主制的确认和培植，也使地主阶级成为天皇制政权的重要阶级支柱。
    6、明治政府在逐渐废止封建体制的同时，还在“富国强兵”的目标下， 进行殖产兴业，输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设备，大力发展近代工业，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并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此，除了支持华族、士族投资银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外，还对在明治政权建立和推行改革中给予政府财政支持的三井、三菱等大政商以特别的扶植和保护。尤其在一八八○年政府决定除保留一部分军工企业，把大部分国营企业“处理”给私人大资本家以后，三井、三菱、古河、川崎等政商便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大量的国家工矿企业。从此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也促使特权商人和高利贷者向产业资本家转化。这就奠定了日本财阀的发展基础。这些暴发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就这样成为天皇制政权的另一重要阶级支柱。
    综上所述，明治政府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不仅使日本国家制度发生了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旧的经济基础，使日本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可是，由于明治政权是“掌握在大土地所有者、军阀、宫廷官僚手中”（14），所以，改革进行得很不彻底。日本人民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不仅在经济上的境况没得到改善，而且在天皇制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也没有获得任何一点民主权力。因此，引起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特别是农民，除负担沉重的赋税外，还因变卖谷物、缴纳现金地税，而遭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盘剥，加上强迫入学以及强迫服兵役等重负，更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因此，明治初年，农民运动仍然持续不断爆发，仅在一八六八--一八七三年间就发生农民暴动一百七十次之多（15）。
    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推动下，一八七三年十月，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与当权派，因在进行是否立即征韩的论战中发生分歧，而发展到对萨长藩阀政府（16）的攻击。一八七四年一月，由于征韩论失败而下台的前参议板垣退助为首的士族反对派向政府提出召开民选议院的要求，并在报纸上刊登。此事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唤起人民对政治的关心。此后日本各地陆续出现许多主张自由民权的政社组织，它们用提意见、请愿和演讲等方式，在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建立“民选议院”为中心，争取政治权利的民主主义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在运动的高潮中，还建立一些民主主义的政党，其中自由党因为宣传“主权在民”、“民定宪法”等主张而在群众中颇有影响。在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政府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缓和人民的斗争，于一八八一（明治14）年十月，天皇颁布敕谕，答应制定宪法并在一八九○（明治23）年“开设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