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大学成立以后，初等学校也成为帝国大学的一部分，这就使得国家第一次管辖小学。帝国大学对初等学校的管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由帝国大学校长掌握小学教师的任命权，原来一直任命小学教师的市议会只限于提出候选人，由帝国大学校长颁发教师证书。第二：由帝国大学的行政机构管理初等学校。根据1808年9月17日法令的规定：“自1809年1月1日起， 帝国内的公共教育统一归帝国大学管理。”这一规定使原属省行政机构管理的初等学校和其它学校一样，也归属在帝国大学的管辖之下。
    帝国大学诞生于帝国的黄金时代，它象帝国这一时期的其它创造物一样，在帝国皇帝和政府的强力命令下，以一种磅礴的气势，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迅速成长，发展起来。几十年来为资产阶级所喋喋不休的资产阶级国家教育体制的理想，通过它终于变成了现实。沃思和阿切尔在分析法国革命时期的教育情况时认为，由于帝国大学的成立取代了革命前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因此，正是在帝国时期，法国资产阶级才真正在教育上占统治地位。（13）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四
    瑟诺博斯在他的《法国史》一书中说：“帝国唯一经久的事业是帝国大学的设立。”（14）这里被他称为“经久的”当然并不是帝国大学的名称和形式，而是他所包含的实质内容，即拿破仑教育体制。
    中央集权是拿破仑教育体制最明显的特点，这与拿破仑所采取的政治统治形式相一致。拿破仑非常清楚自己的政治统治与学校教育之间所具有的密切联系。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具有坚定不移的原则的教育机构，那么政治上也决不能有稳定性，若人们不是从孩提时起就懂得他们应当属于共和派或保王派，应当是天主教徒或怀疑论者，那么，这个国家机构便不能组织起一个真正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将建立于动摇不定的基础之上，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和混乱。”（15）正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拿破仑力求做到教育上的统一与集中。他通过采取下列措施保证中央集权在教育上的实现。
    首先，他使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直接隶属于中央教育行政机关，而不是象大革命前期那样，更多地服从于同级地方行政部门的管理，与此同时，他把解决中央教育行政事务的权力从内务部中划分出来，交给直接由他任命、对他负责的帝国大学校长。这就保证了中央有关教育的各项指令从上到下，一贯到底，保证了拿破仑个人对于教育工作的实际制约。
    第二，为了监督、检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于中央各项指令的实际执行，拿破仑建立了督察制度，而且给督学员们以很大的权力。总督学和学区督学辅佐帝国大学校长和学区长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实际的巡视、检查，从另一个渠道保证了中央与地方，中央与各个学校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三、拿破仑将帝国大学的全体教职员都变成国家官吏，他们由大学校长任命，由政府提供薪俸，退休以后还可以领取退休金。教职人员就职时要进行宣誓，工作期间要接受帝国大学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如有违反，就会受到各种惩罚。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拿破仑在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工作中，一方面采取中央政府发布行政命令的方法，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注意发挥专家们的作用，使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管理与专家领导结合起来。这是保证拿破仑教育体制能够成功地建立起来并保持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根据规定，帝国大学的一切任职人员，不管是教师，还是行政管理人员，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必须具有与职务相应的学位。例如，要求私立、寄宿学校校长必须是文学或理学业士；市立中学校长必须是文学或理学学士；国立中学校长、各分科学院院长、教授都必须是博士。尽管拿破仑时期对于教职人员的学位规定并未能完全付诸贯彻，但它却为以后法国重视对教职人员学术水平的要求，以保证学校的教学工作，管理工作的质量打下了基础。
    帝国大学在行政管理上采用“兼职”制。帝国大学校长兼巴黎大学学区长，其它各学区也基本由本学区的文理学院院长或教授兼学区长。拿破仑在当时采用兼职制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因为根据规定，文理学院院长或教授兼学区长只能领一份工资，这对于经费不足的帝国大学说来十分有利。但是这种方法实行以后，却有利于发挥专家学者在制定教育政策，管理学校工作中的作用，以后这种方法逐渐改进就形成了法国教育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与专家领导相结合的特点。
    为了加强对于帝国大学成员的管理，拿破仑将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严格的行政等级结合在一起，把帝国大学的行政组织建成金字塔式的结构。位于最顶端的是大学校长，他下面有财务长、训导长、总督学，以后一级接一级的是各学院、国立和市立中学、私立和寄宿学校及小学校的校长、教师。这些人工作不同，工资待遇也有极大差别。如根据规定，大学校长年薪为十万法郎；训导长、财务长为一万五千法郎；总督学为六千法郎；文理学院教授的年薪为四千法郎（巴黎地区）或三千法郎（外省地区）。一个有声望的文理学院教授的年收入与大学校长已相差24倍，地位卑贱的小学教师就更不用说了。据现存档案记载，1812年奥布省一个小村庄的年轻教师博尔迪埃的年收入为住宿补贴115法郎，学生付的学费80法郎，总计不到200法郎。（16）为了表明等级差别，帝国大学任职人员必须身着与他们的级别相符的服装。拿破仑甚至要求：“在教师等级的较低各层中，决不能由于家庭牵累而弄混了心思，也不能由于为明天操心而分散了心思。”因此，要实行“强制性的独身生活，只有较高等级的教职人员才可以结婚。”（17）这一规定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弃绝红尘、提倡禁欲的宗教团体。事实上，帝国大学在一些方面的确受宗教团体（主要是耶稣会）的影响很大。我们在拿破仑最早的关于大学机构的设想中就能看到这样的记载。1806年3月1日，他说：“我要建立这样一种耶稣会组织，它并不服从于罗马的权威，而只具备有益的雄图大略，而且除了公共利益之外，别无他求。”（18）他特别欣赏耶稣会的组织系统，并把这一等级性很强的组织方法引进帝国大学。由于耶稣会给予帝国大学的强烈影响，后人往往用“世俗教团”来形容帝国大学。直到二十世纪中，戴高乐政府的教育部长，当代法国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阿兰·佩雷菲特在总结法国的教育特点时还强调：“法国的学校继承了耶稣会教士的遗志……在许多方面原原本本照抄了耶稣会的体制和方法。”（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