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各国政治经济的形势也是激烈变化的。维也纳会议虽然恢复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王朝，但历史的发展证明：“妄想重新恢复封建制度的一切企图，终究都必然会由于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创造的新的社会诸阶级的反抗而告失败”⑧，尤其难以阻挡各国新兴的经济发展潮流。法国从复辟王朝起即开始了工业革命，路易菲力普统治时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工商业投资一项到三、四十年代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蒸汽机的使用到1847年竟达四千八百五十三台，铁路交通也有迅速的发展。德意志虽然仍被维也纳会议所分裂，但国内除了东部，在西北、北部、中部地区，新兴阶级力量却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四十年代，德意志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中心随之涌现出来：莱茵河地区的煤矿、冶金工业中心；萨克森、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业中心；普鲁士的机器制造业（虽然不很发达）中心等等。蒸汽机已广泛应用于德国，仅普鲁士在1847年就使用了一万台。铁路、航运事业在1835年后也大量兴建起来。正是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德意志出现了关税同盟⑨。其他欧洲地区，如意大利北部、荷兰和比利时，甚至伊比利亚半岛，资本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北美，经过1812-1814年的美英战争，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独立的发展后，也开始了工业革命。
    维也纳会议原想在满足大国利益的前提下，以缓和战后欧洲列强的矛盾，但结果并不理想。会议经过一番努力，虽然重建了欧洲的均势，但这个均势是不稳固的，而且是短暂的。因为，维也纳会议炮制的文件和它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体系，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列强间的矛盾。随后，五强间在争夺国外市场和政治优势上，一直矛盾重重，尔虞我诈，一遇时机就酿成国际冲突。况且，会议对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东方问题”，故意不予触及，这个隐患后来竟演变为这时期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再说，战后沙皇俄国实力增强，以主宰自居，一直想左右欧洲的政治。对于沙皇的野心，普鲁士因过分衰弱，只好暂时言听计从；奥地利对俄国的欧洲扩张政策虽然不满，但它原气未复，无力对抗，在一些问题上不得不依靠英国：法国对维也纳会议安排的现状如鲠在喉，随后的日子里它从未放过机会以解脱维也纳会议条款的束缚，重温欧洲大陆霸权。它虽然是“神圣同盟”的成员，但与东方三君主却貌合神离，常常利用法英交好的关系，实现其欧洲政策的目的。十九世纪上期的美国，因忙于向西部扩张领土，无力干涉欧洲事务，但在中南美洲问题上，则已显露其霸权野心。四十年代后，美国的势力大肆渗入亚洲，在和欧洲列强角逐中，力图在亚洲攫取更多的权益。
    这时期，世界历史剧烈变化的再一突出表现，是前仆后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拉丁美洲由于法国革命的影响，早从十八世纪末年就已开始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一直继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欧洲，尽管维也纳会议的参加者层层设防，阻止法国革命的重演，但是用强化反动统治的堤坝，是难以阻挡排山倒海的革命洪流的。1820年革命先后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爆发，接着希腊又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神圣同盟经过一番争吵和筹划，虽然镇压了前者的革命，但却无法扑灭根深的革命火种。正当欧洲帝王们惊魂稍定，似乎可以平安无事的时候，三十年代的欧洲革命又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法国的波旁王朝，使比利时摆脱荷兰统治获得独立。在德意志各小邦的起义虽然没有多大的成就，但却迫使它的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一些封建专制权力。在波兰，沙皇尽管镇压了这里的起义，但他却失去了对神圣同盟的号召力。1830年革命过去不到五年，克拉科夫又举起义旗，紧接着一场巨大的欧洲革命风暴：1848年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从巴黎到布达佩斯，从柏林到巴勒摩，遍及整个欧洲。革命最后虽然被欧洲反动派镇压，但它对欧洲旧势力的震动却是巨大的。连反动统治顽固的俄国，也感到其基础发生了动摇。在亚洲和美洲，这里的革命和欧洲的革命几乎是遥相呼应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刚刚结束，在美洲北端又爆发了1837-1838年的加拿大起义。进入二十年代后，亚洲的革命风起云涌，前仆后继。印度尼西亚蒂博尼哥罗领导的反荷起义余烟未熄，在中国又发生了由于“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⑩而引起的战争揭开了新的革命序幕。之后，革命从东到西、由北向南象连珠炮似的相继爆发：印度锡克教徒掀起两次反英起义，阿富汗人民举行了第一次反英战争，伊朗出现了巴布教徒起义，中国又燃起了更大的革命烈火--太平天国革命。到了五十年代随着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爆发，亚洲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革命打击了殖民侵略者，也打击了各国反动派，它的意义和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中国革命尤为突出。正如马克思说的，“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1）
    从这时期英国面临的国内外剧烈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中，说明形势对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英国统治者密切地注意了上述形势，从既要满足资产阶级掠夺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市场的欲望，又能在国际政治中保持政治优势和维护旧有的殖民帝国利益的目标出发，因而才采取了灵活多变的这一狡猾的对外政策。
    二
    这时期英国对外政策的演变中，首当论及的，是英国对外斗争主攻目标的转变。这就是英国不再把法国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转而把防止欧洲大陆出现反英联盟作为自己的主要斗争任务。滑铁炉战役以后，英国海外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的力量被彻底摧垮，英国成了十足的“海上霸王”，再没有什么力量在海上能和英国相匹敌了。但是，国际力量的变化，使英国统治者看到：法国虽然已不足畏，而力量膨胀的俄国和它跃跃欲试的霸权野心，使它有可能联合奥地利、普鲁士甚至战败的法国，在欧洲大陆排斥英国、孤立英国，直到最后建立反英联盟。如果这个可怕的联盟真的出现，英国不仅将失去欧洲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将破坏英国政治战略利益的整个部署。英国当然不愿看到这种状况的出现，从维也纳会议开始，它就在调整对法国的政策。英国注意到，法国虽然是战败国，但在沙俄咄咄逼人的欧洲政策下，作为一支抗衡俄国的力量，却是极为重要的。法国不应是英国打击的对象，而应是争取、利用的伙伴，尽管彼此间仍有利害矛盾，但在对待欧洲重大问题，特别是抗衡俄国力量上，是能够取得行动一致的。于是，早在维也纳会议上，卡斯尔累就主张不要过分地削弱法国的力量，1815年初他甚至拉拢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秘密的反俄联盟。1818年亚亨会议上，英国又支持法国首相黎塞留实现自滑铁卢战役后三年来驻在法国领土上的盟国军队撤走的要求，后来还同意法国参加欧洲五强同盟。1822年坎宁做外交大臣，他“退守旧的均势原则倾向与法国达成谅解”，认为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强国”（12）。因此，坎宁没有阻扰法国镇压西班牙革命，只是表明法国应注意英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不要去干涉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当希腊独立问题发展到俄国企图背离1826年英俄伦敦议定书，对土耳其采取单独行动以控制希腊革命时，英法都表不满。法国提出愿意参与这一问题的解决，于是英国则联合法国采取共同行动，迫使俄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同英法一起在1827年签订了在“保卫”希腊起义方面三国进行合作的伦敦协定，因而出现了三国舰队同时开往土耳其领水的局面。后来，只是由于英国对俄国的退让政策，才酿成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新上台的路易·菲力普政权，为了对付当时以沙俄为首的正在谋划的武装干涉，乃求援于英国，英国威灵顿政府注意了势态的发展，很快地承认了法国新政权，从而孤立了俄国，使法国避免了外国干涉。这件事表明英国进一步接近了法国，而法国为了对英国表示亲善，乃派法国老外交家塔列朗出使英国。1831-1833年土埃危机期间，英国为了抑制俄国在土耳其的势力过分扩大，乃站在法国方面反对俄国在土耳其的政策。当1833年俄土温加尔-斯克列西条约签订后，英法都表示抗议，两国不仅同时派舰队在土耳其沿岸示威，而且还共同向俄国政府提出照会：“如果该条约的各项条款于日后引起俄国对土耳其内政的武装干涉，则英法两国政府将认为自己完全有权象没有上述条约时那样地采取行动”（13）。接着，由于沙皇尼古拉一世乘着他在土耳其政策的胜利，调整俄奥在巴尔干的矛盾，于1833年9月和奥地利签订明兴格列茨条约，10月又和普鲁士缔结柏林协定，把已经被希腊问题碰得粉碎的神圣同盟重新复活起来，再张俄国欧洲主宰的地位。对此，当时已经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决定抵制俄国这一行动，他谋划联合法国、建立一个以英法为主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在内的西南欧联盟，以抗衡东方三君主的联盟（14）。帕麦斯顿这个图谋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它说明英国交好法国的政策又有新的进展。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以后的东方问题上，俄国虽然一再离间英法、拉拢英国，想撇开法国由俄英共同瓜分土耳其的图谋，但都未获成效。相反，俄国的行动反而促成英法在对俄政策上的进一步联合，以致发展到后来英法采取共同行动，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打败了俄国。而克里米亚战争之所以有如此结局，应该说，它是这时期英国对法国政策的转变所造成的。当然，这时期英法间的联合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的联合只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即只有在相互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事实上，它们在掠夺他国市场、殖民地、战略要地、政治优势上都有矛盾，如在美洲、澳洲、西班牙、比利时等题问上就是如此。不过，如果比较一下前一时期英国仇法的政策来说，那就会看到英国这时期对法国的政策确实是有明显地转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