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保守主义政策向自由主义政策转变和推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结合的政策，是这时期英国对外政策演变的又一表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保守性，这一点反映在英国的对外政策上，是它长期以来对国际上的旧势力采取纵容、姑息的政策（如对俄国沙皇的政策）和对新兴的革命势力实行仇视、镇压的政策（如对法国革命）。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参与政权，适应这一形势的自由主义思潮也大肆泛滥起来，特别是自由贸易运动的胜利开展，都要求英国政府改变旧时的不合时宜的对外政策。历史潮流和阶级利益驱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实行这一政策的转变。而转变的表现，又主要反映在英国这时期对民族民主革命和沙皇俄国政策的态度上。
    对待民族民主革命，英国过去一直是执行赤裸裸的仇视和镇压政策的。打败拿破仑后，最初，曾小心地追随过神圣同盟，后来对这一政策则作了策略上的改变：先是给自己戴上“民主派卫士”的桂冠，继则玩弄两面派手法，执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结合的政策。这个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段：1815-1822年是其第一阶段，这是英国继续执行保守主义政策和政治上追随神圣同盟的阶段。英国由于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没有参加神圣同盟，但在神圣同盟初期，卡斯尔累的保守主义政策与神圣同盟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吻合的，这就是在分裂欧洲、窒息欧洲民族运动和防止欧洲各国革命问题上，采取的是同样的立场。为此，英国在1815年11月参加由俄国沙皇发起的有奥普参加的“四强同盟”，承认了以武力维护维也纳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第二次巴黎和会的各项条款；1818年9月， 英国又参加了俄奥普法的“五强同盟”，并共同发表声明，要在欧洲“维持和平”，以确保维也纳协定的贯彻执行。所谓“维护和平”，就是要使维也纳会议刚刚恢复起来的欧洲旧秩序不致再遭破坏。英国追随神圣同盟，除了对神圣同盟施加影响，以保证自己的欧洲政治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利用欧洲保守势力，防止法国革命在欧洲重演。因为，法国的拿破仑虽被打败，而法国的革命影响却仍然在欧洲萦绕着。英国虽然置身大陆彼岸，但也难以阻挡革命风暴的袭击。况且，英国这时已面临着要求改革选举制的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要求改善贫困状况的反抗运动。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寡头统治集团的首脑人物--卡斯尔累勋爵、威灵顿公爵、利弗浦尔勋爵和摄政亲王乔治本人，自然都完全赞同神圣同盟对于‘革命大患’所抱的势不两立的态度。”（15）不过，在这阶段的后期，由于自由主义的抬头，英国的这一政策已经和神圣同盟出现分歧，特别是1820年西班牙革命爆发后，在如何镇压这次革命上，这一分歧更公开了。卡斯尔累虽然同意梅特涅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但他又预先声明：“英国将不直接以武力参加这次干涉，也不愿积极帮助恢复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16）这一分歧的进一步发展，便是英国这一政策的第二阶段，即1822-1846年的自由主义政策时期，也是与神圣同盟分道扬镳时期。1822年9月，乔治·坎宁接替自杀身死的卡斯尔累的外交大臣职务。坎宁虽属保守党，但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政策。他认为维也纳会议以来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面临的威胁已非法国革命，而是大陆君主国联合霸占欧洲以孤立英国。为此，他决心“要把那些迄今一直写着‘欧洲’的地方，今后换上‘英国’。”所以在他的任期内，一反他前任追随神圣同盟的外交路线，“在两个场合，坎宁都向欧洲团结的方针进行了有力的挑衅。”（17）1822年10月的味罗那会议上，英国宣布：“不参加任何迫使英国直接或间接对列强所准备的干涉西班牙的行动进行援助的决定和决议；……无论如何也不参加列强宣布西班牙为有权占有南美殖民地的大国的任何宣言；不同意将南美革命者看成反对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的叛乱分子”（18）。1823年3月25日，英国又撇开神圣同盟单独宣布：“英国自即日起承认希腊和土耳其两方为交战国”（19）。这意味着承认希腊革命为合法，从而为英国承认希腊独立作了准备。1825年，英国又先后承认了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为独立共和国。英国上述外交行动，对欧洲来说是爆炸性的，因为它是英国自由主义向神圣同盟保守主义的开公挑战，标志着英国自由主义政策全面推行。后来在阿伯丁和帕麦斯顿任外交大臣时期，仍然推行自由主义政策，最突出的是英国承认了1830年七月革命后上台的路易·菲力普政权，并支持比利时脱离荷兰后在不受法国支配的情况下成为独立的国家，而且还对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寄与了同情。四十年代起，自由主义政策的势头逐渐削弱。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后，英国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已经偃旗息鼓告一段落。这时期，英国所以推行自由主义对外政策，其用意有三第一、这时期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完成阶段，大批增长的工业品迫切要求国外的广阔市场，而原有的殖民地市场，已远远不能满足扩大商品输出的需要。因此夺取他国市场，特别是南美和澳、新地区，对于满足英国资产阶级扩展市场和攫取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的贪欲，成为英国政府迫不及待的任务。而支持和承认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就可能使英国取代西班牙控制整个南美市场。坎宁毫无顾忌地暴露了这一意图，他说，在南美“倘若我们极其巧妙的来做事，则那被解放的美洲将成为英国的了。”（20）为此，英国不惜和美国合作，反对神圣同盟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干涉。第二、英国政府为了摆脱当时正在高涨的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政治危机，力图通过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等手段来转移国内政治斗争视线，即既可满足资产阶级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要求，又可从掠夺来的财富中抽出小部分改善工人状况以缓和阶级矛盾。这个意图，坎宁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如果不愿意看见发生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争取选举改革以反对贵族的革命，那末它的施政方针，就应该“给予工商界和银行界的资产阶级以很大的帮助，在他们面前展现一幅经济高涨和发展的美好前景，其结果将使革命危机的威胁不能不削弱”（20）。第三、为英国的扩张政策开辟新的途径，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通过外交上承认那些被压迫和弱小国家的革命，有条件地、逐步地控制它们的政治经济，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附庸或卫星国，这是一个最实惠又划算的办法。这一点，坎宁是供认不讳的，他说：对于这时期一些国家发生的革命，英国不应当去反对它，而是要支持它、利用它，因为“解放了的人民在组织新国家的时候，既需要工业，又需要商船和资金，可是他们在初期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为了得到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必须首先请求英国援助”（22），这样，英国就可以用自己的工业和资金去左右这些国家，使之服从英国的利益。从四十年代中叶起，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而引起的经济危机，把欧洲推向一个革命高潮的时期，英国也出现宪章运动高涨的形势。革命的威胁又面临已经掌权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为维护其利益起见，不得不揭开自由主义外衣，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手段了，于是，英国的对外政策进入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结合的第三阶段（从1846-1856年）。1846年2月克拉科夫爆发起义，3月，起义被俄奥血腥镇压，11月，俄奥普在维也纳订约，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对此，法国提议英法联合抗议这一合并行动，帕麦斯顿表示反对之后，则致信维也纳订约当局，表示英国不打算保护克拉科夫共和国，同时又伪善地呼吁俄奥普放弃它们对克拉科夫的野心。这是英在这一政策上两面派的初次败露。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帕麦斯顿担任罗素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一直高唱：“维护”各国的自由，“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革命。他是怎样“维护”和“支持”的呢？他曾鼓励过1848年波兰起义，当起义失败时，他又支持沙皇屠杀波兰革命者；他本来仇视法国二月革命，但当他发现临时政府将采取比七月王朝更有利于英国的政策时，则正式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根据同样的原则，当路易·拿破仑用政变砸碎共和国时，他又承认了拿破仑第三的独裁政权；对意大利革命，他虽然劝说奥地利让步，支持意大利的解放斗争，但当他看到法国插手意大利会增强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时，又转而支持奥地利镇压了意大利革命。正是英国的“维护”、“支持”政策，在关键时刻英国赞成俄国派兵镇压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并和俄国一起反对德意志实现民族统一的任务（23）。1850年前后，当高加索北部塞加西亚山区部落起义时，帕麦斯顿扮演的角色和近时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时散木尔·何尔爵士所扮演的并无不同之处。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英国是欧洲白色恐怖的制造者之一。1852年，他下令对流亡英国的欧洲革命者进行迫害，检查革命者的信件把情况告诉各国反动当局，给警察们提供追捕线索。就这样，英国在新的前提下又回到了反动的保守主义立场。英国“好象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24），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演变成为当时“欧洲反革命的最强大的支柱之一”（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