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待俄国的政策，英国的态度一直是暖昧的，特别是帕麦斯顿阴阳并用的狡猾外交伎俩，经常把人们引入迷宫，看不清他的政策的真正意图。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谴责英国对俄国的政策是纵容的姑息的。他说是英国帮助俄国成为波罗的海的强国，并千方百计地要使它成为一个地中海强国。当俄国的力量能够抑制法国并阻止欧洲革命和维持英国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前提下，英国对俄国的政策确实是纵容的、姑息的；但当俄国的力量，扩张到直接威胁英国的国外市场、殖民扩张和政治优势的利益时，英国对俄国的政策就象两个强盗争夺脏物一样互不相让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英国对俄国政策的态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在对待革命问题上，英俄的保守主义是合拍的，虽然有时也发生过抵牾，但总的说来在仇视、镇压革命上立场是一致的。它们曾共谋利用德国人充当“全欧洲专制制度的雇佣兵”，反对法国革命和压迫意大利和波兰民族解放的要求（26）。随后又潜心协力地携手维护它们在维也纳会议上炮制的欧洲“Status quo”（现状），使其既得利益免遭破坏。虽然在对待二、三十年代欧洲革命问题上，因目标不同有过分野，但在镇压1848革命时却又志同道合。1848年革命中，英国帮助俄国筹集镇压革命资金，替俄国推销大量公债，对此，涅谢尔罗捷五体投地，百般推崇（27）。“使1848年革命遭到失败的，既有英国这个世界市场的主宰，也同样有俄国这个欧洲的政治暴君。”（28）1852年英俄为了私利不惜牺牲他民族的利益，共同炮制了把石勒斯益格和荷尔斯坦因移交外国统治者丹麦的伦敦议定书，从而窒息了两公国方兴未艾的民族运动。另方面，在东方问题上，英国对俄国的政策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在这时期以前，英国一直视俄国为抗衡法国的力量、东方门户的卫士、巴尔干秩序的维护人，对俄国的扩张政策采取纵容和不了了之的态度。就是在维也纳会议以后的一段时期英国还继续了这个态度，如维也纳会议上故意不涉及东方问题，希腊独立运动中英国的政策最终是有利于俄国的。三十年代左右，东方问题出现了新的局面：俄国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和1833年“帮助”土耳其苏丹镇压他的埃及藩臣阿里帕沙中，无论军事上、外交上都取得重大胜利；由此而签订的亚得里亚那堡条约和温加尔-斯克利西条约，不仅大大扩张了俄国的领土，而且使黑海基本上变成了俄国的内湖，尤其是尼古拉一世迫切要求瓜分土耳其的政策，更是咄咄逼人。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治优势，使英国非常惊慌。英国一直视土耳其是它保护富饶的属地印度和进一步向亚洲扩张的战略要冲，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领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29）这对正在要求扩大对外市场和夺取更多殖民地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为此，正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为了抑制俄国夺回英国在土耳其的优势，一是给土耳其政府施加影响，敦促帝国政府实行内部改革，使土耳其成为受制英国的军事强国，并在1838年和土耳其政府签订非常有利于英国的巴尔塔-利马尼商约；二是拉拢法国和奥地利，抵消俄国在温加尔-斯克列西条约中的成就，把它变成一个欧洲协定。英国和法、奥在东方问题上虽有矛盾，但在共同抑制俄国上却是一致的。结果在1841年出现了由英、俄、奥、普、法、土签署的土耳其海峡协定，即“伦敦海峡公约”，公约使俄国“丧失了由温加尔-斯克列西条约所造成的在海峡的优势地位，而英国则实现了自己多年以来的愿望，这个愿望是--用帕麦斯顿的话来说--‘把温加尔-斯克列西条约浸没在同类的不论什么样的共同条约中’。”（30）这以后英国便以“保卫文明”的高调，主张“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来抵制尼古拉一世瓜分土耳其的政策。到了五十年代，英国利用俄国沙皇镇压1848年革命后不可一世的骄横气焰和错误估计形势要对土耳其实行瓜分的机会，从中制造事端，使俄国沙皇陷入罗网：表面上对沙皇提出由英俄共同瓜分土耳其的建议模棱两可，把沙皇引入迷宫；暗地里和法国签订反对沙皇“瓜分”的计划，并支持土耳其对抗沙俄以扩大俄土争端，最后使问题演变为有英法等列强介入的欧洲战争。战争使俄国的欧洲扩张政策第一次遭到失败，而英国则在土耳其取得了优势地位。从此以后，英俄关系表现为公开的对立。
    五
    英国对外政策的演变，还表现在它的殖民政策上。在这以前，英国的殖民政策多用欺骗性的诺言、传教、缔结假仁假义的同盟、利用当地民族、宗教纠纷和统治者内部矛盾、威胁和恫吓、诱订资助条约、强行贸易通商等卑劣手段，在强大舰队的后盾下，实现英国掠夺、奴役殖民地的目的。到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间，随着英国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要求有更多的殖民地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英国政府为实现这一扩张殖民地的愿望，在殖民政策上除基本维持旧有的掠夺手段外，又使用一些新的掠夺手段，从而出现殖民政策的变化。在印度，英国“越来越经常地采用吞并的办法，而不是采取订立资助条约的办法”（31），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印度的统治，1843年夺取了信德，1846年占领了克什米尔。与此同时，英国还以“保卫”去印度通道的骗人借口，用同样的“办法”对印度邻近国家进行侵略，1839年占领亚丁港，同年又扩大了自己在马六甲半岛的领地和对阿富汗进行了侵略战争。在东南亚和中国，英国已不单是用传教和通商贸易进行掠夺，而是宝剑和外交并用，推行赤裸裸地武装侵略政策：1824-1826年用战争夺走了缅甸的阿萨姆和沿孟加拉湾东岸的长形地带，并强迫缅甸缔结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1840-1842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占领中国领土香港，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从中国攫取了大量权益；在美洲，由于殖民地奴隶要求自由不断起义，迫使英国殖民者在1833年不得不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度，随后又代之以从中国、印度招募大批劳工，以满足殖民者榨取劳工血汗的贪欲；在澳洲，英国不再把澳洲作为苦役罪犯的流放地，而开始大量地向澳洲移民，1829年建立了南澳大利亚殖民地。到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富饶的金矿后，移民更是蜂拥而至。可见在全球推行武力与外交并行的战争侵略政策是英国这时期殖民政策的突出表现。
    从英国这时期对外政策的演变中，可以看到，英国政府不管是改变主攻目标还是推行保守主义对外政策和自由主义对外政策，或者是二者结合的两手政策，但它总是以维护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国际战略利益为原则的，通俗地说，就是“‘有灵感的行商’的原则，亦即是商人有货要卖的原则”（32）。根据这个原则，英国政府必须为英国资产阶级掠夺更多的殖民地、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必须永远保持英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优势地位，即发展英国的海军优势、占领全球战略要冲、削弱和消除竞争对手、充当国际事务仲裁，等等。因此，这时期英国对外政策尽管变化多端，反复无常，但究其实质来看：这些变化并没有背离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国际战略利益，而是既保护了这些利益，又发展了这些利益；这些变化只不过是策略上的变换，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新的方法和手段来实现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国际战略利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