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处制（Agency System），也称直接征收制，它是在比哈尔、 贝那勒斯和孟加拉共同形成鸦片生产中心的条件下实行的。在这种体制下，公司“贸易部”通过比哈尔和贝那勒斯的鸦片事务监察官对两地鸦片生产进行管理。政府与农民直接订立合同。种植户向管理部门领取执照和垫款，否则系非法种植。农民按定额和定价向政府交纳生鸦片，监察官将鸦片送往设在巴特那（Patna，比哈尔省省府）的专用工厂加工，成品由官方在加尔各答设市拍卖，然后由持有特许执照的私商输往中国等海外市场销售。实行该制排除了包收人阶层对鸦片利益的分享，东印度公司在其中所占份额增加。其次，代理处制使管理加强，效率提高，公司得到更多好处。历届鸦片监察官由殖民政府中的高级英籍官员担任，他们领取比其他文官优厚的高薪，完全按官方的意志行事。鸦片管理机构开始形成完整的体系。以比哈尔为例，该地的鸦片代理处向政府提供大部分拍卖鸦片，其下设有大批助理人员直接监督和管理生产。从巴特那到加雅（Gaya，位于比哈尔省南部）间的广大地域内，各区都设有众多属巴特那总处控制下的鸦片商馆，每一分商馆下又设更小的商站，从上至下构成网络（19）。
    施行代理处制起到强化生产的作用，经济效果明显：一七九六／七年度，加尔各答拍卖中每箱鸦片平均售价为二百六十四卢比，相当于包收制时平均拍卖价格的近三倍。一八○一／二年度直到中英鸦片战争前夕，每年平均售价基本保持在每箱一千卢比以上。拍卖价格上升也反映在净收入上：一七九六／七年度的净收入不到四十万卢比；与此相比，一七九八／九年度超过二百三十九万卢比，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五倍（20）。面对可观的收入和诱人的贸易前景，一向对专卖鸦片持有戒心和顾虑的公司董事会也表示：“经改进的鸦片质量和在你们拍卖中实行的提高价格，已完全证实现行的代理处制优于包收制。”（21）代理处制一直实行到本世纪初贸易结束，成为十九世纪鸦片生产和输出扩大的基本条件。
    海外输出是殖民时期印度鸦片贸易的重要环节。其表现形式为“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 从事鸦片输出的非官方英印商人从十八世纪末起构成该贸易的主体。由于大多数国家禁止输入鸦片，所以鸦片进入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走私的方式。
    除了鸦片收入用于补贴印度的殖民财政外，鸦片输出对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总体贸易也具有重要意义。从十八世纪后期起，鸦片在中英正常贸易中充当着一种特殊角色。中英通商以来，由于中国自然经济固有的保护作用及清政府所行的闭关政策，英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但同时英国和欧洲却大量需求茶叶、丝绸等中国商品。这种状况造成一面倒的贸易差额，东印度公司由此始终感到有用银币补充东方贸易的必要。一七一○至一七五九年英国向中国出口银币价值达三千六百八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四镑，输出货物价值仅为九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零六镑（22）。现银不断从英国输出，在其国内引起对公司贸易垄断权的普遍责难。正是印度鸦片等商品的介入，使这种贸易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公司从十九世纪起试行各种资金周转办法解决对华贸易困难。主要的一种方式是：鉴于往返于中印海域的鸦片商人拥有大量的银币，公司利用设在广州的商业机构接受“港脚贸易”商人在华贩卖鸦片等物所得现银，按固定汇率付给后者在伦敦或加尔各答兑现的汇票。这被认为既能替公司筹集资金，同时也为英印私商找到了将从鸦片等商品中所赚利润汇回英国或印度的途径（23）。印度鸦片输出用作填补对华贸易差额的意义，在十八世纪后期已被英国鸦片专卖者充分认识，这正如当时身为公司董事会主席的斯科持（D. Scott）所自供的那样：“使它（鸦片消费）在不过分的情况下更为普遍，肯定会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在东方的贸易。”（24）
    从表面上看，英国在印度所行鸦片专卖仅在拍卖获利，与对华输出并不直接发生关系。通常认为，“随着拍卖人锤子一落。东印度公司与鸦片的关系就告结束。……他们（输出商）可以将鸦片输往任何其愿去之处，公司则不予过问”（25）；公司“对鸦片销售的最终目的地漠不关心。”（26）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在很多方面为英国的殖民利益加以辨解的马士（H. B. Morse）也承认：“从一七八二年以后，公司本身虽未运鸦片到中国出售，但作为一种商业活动，鸦片在加尔各答公开出售的行情如何对公司是至关重要的。”（27）马克思曾尖锐指出：“东印度公司伪善地禁止该公司船舶经营鸦片贸易。”同时却在颁予对华贸易私船的执照上明文规定，如果商人贩运非公司生产的鸦片，一经发现要受到严厉处罚（28）。大量材料表明，从事鸦片输出的商船必须持有官方特许执照，否则将被罚以重款（29）。
    东印度公司历来不直接对华输出鸦片。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的反对。中英《天津条约》以前，鸦片输入在中国一直被视为非法。早在一七二九年就由雍正帝明令禁止，此后中国方面又不断提出警告。由于封建朝廷和官僚阶层的腐朽，严禁难以生效。尽管如此，公司作为一个殖民官方性质的机构，认为直接参与对华输出鸦片过于冒失，易于引起中国反感，从而为其对华正常贸易带来更大困难。
    其次，直接贸易从经济角度看也未必可取。鸦片输出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多种难以预测的因素，容易发生亏损，公司在一七八二年曾因生意亏本而放弃。在加尔各答的拍卖收入却较保险，顺利时所得利润并不低于直接贸易。
    第三，开放贸易的强烈呼声已使公司在东方贸易中的地位动摇，正在崛起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对公司特权虎视眈眈，可能以直接贩毒为借口对其发难，从而逼其放弃贸易专利。所以即使从维护自身地位着眼，直接输出鸦片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