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英国制定的鸦片政策和在印度建立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体制，适应了向中国输出鸦片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初起，印度内部的生产贸易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当这些变化与对华输出发生联系后，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形成了致使后来贸易扩大的重要背景因素。
    从单纯获利着眼，英国实行鸦片专卖之目的在于从最少量的鸦片中取得最大的利润。殖民当局认为，由于鸦片非生活必需品，市场易于饱和。只要专卖鸦片能牢固控制容纳力有限的市场，稳定和巩固这项收入就比无原则扩大更为重要。根据这种观点，东印度公司在十八世纪末曾决定将鸦片生产长期固定在一定数量内，从中抽取最高利润。“量少多利”须以对市场的绝对控制为前提，但到十九世纪初这一前提由于非专卖的“马尔瓦鸦片”（Malwa Opium）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而不复存在。
    中印度和构成印度西海岸地的拉其普他拿（Rajputana）土邦地区， 近代为印度的主要鸦片产地之一，其中以中印度马尔瓦的鸦片生产最具代表性，因此中、西部土邦所产鸦片习惯上被称为马尔瓦鸦片。以马尔瓦为中心，主要产罂粟土邦有瓜略尔（Gwalior）、印多尔（Indore）、博帕尔（Bhopal）、达尔（Dhar）、德瓦斯（Dewas）、乌代浦尔（Udaipal）、基尚加尔（Kisoangarh）等（30）。鸦片的集散中心和加工厂在乌贾因（Ujjain），非土邦政府所设，附近各地鸦片以半成品形式运至该处加工，然后出售给土邦地区的印欧商人，由购者运往内地消费或从西部海口输出。农民是否种植罂粟或数量多少不受政府限制和干涉，可将产品卖给任何人，只向各土邦政府缴纳不高的鸦片转运税。由于孟买为英国占有，这些地方的鸦片只能从葡萄牙属港口达曼、第乌和果阿输出。在这些地区，各类商业团体的贸易活动很少受到约束。十八世纪初，“港脚贸易”中心从西海岸东移加尔各答，所以西部输往中国的鸦片数量在十九世纪以前不大（31），马尔瓦鸦片的生产和贸易在该期并未引起东印度公司注意。
    十九世纪始，西部的非专卖鸦片输出增加。公司官员注意到这类鸦片经常在黄埔和澳门由商人寄售（32），并且数量增加较快。公司驻广州商务监督在给公司参事会总督的信中指出：“数量多达几百箱的马尔瓦所产鸦片由葡萄牙船只从马拉巴尔海岸运到澳门；这种状况的继续存在必将极大地影响公司利益。”（33）从一八一五年起，土邦地区的鸦片输出已使公司专卖鸦片收入减少，对市场状况有直接了解的英国驻华商务官员多次表示：“如果马尔瓦鸦片继续改进，而（公司）在印度不对其加以任何限制，它将成为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34）
    马尔瓦鸦片能在中国等海外市场立足并进而与专卖鸦片竞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便于走私运输、纯度较高和价格相对低廉。就它与专卖鸦片比较：马尔瓦鸦片（中国俗称“白皮土”）呈不规则块状，每块平均重四至六英两，包装不严格；专卖鸦片（主要指比哈尔和贝那勒斯鸦片，中国俗称“公班土”和“刺班土”，统称“大土”）则呈圆球状，每块重约四磅，一箱装四十块（35）。可见马尔瓦鸦片体积小，集散方便，便于以非法手段在中国沿海地区走私，由此很受接货鸦片贩子的欢迎（36）。马尔瓦鸦片纯度高，每箱中纯鸦片含量达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而比哈尔和孟加拉产鸦片每箱含量为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37）。输入中国的公司专卖鸦片一八一七年每箱卖价为一千三百元（本文所指“元”为Carolus，即在当时中西贸易中通用的西班牙银洋，实值四先令二辨士，在中国的交换价值为四先令六辨士左右），一八一八年艰难地降到八百四十元，而同年马尔瓦鸦片卖价仅为每箱六百八十元（38）。
    面对土邦鸦片的竞争和冲击，英国首先着手与葡萄牙人合作和平定敌对土邦。一八○六年起，英葡两方多次谈判，后者虽同意禁运鸦片，但仅限于口头承诺。中国海关的统计材料证明，该期输入中国的土邦鸦片并未减少。以一八一七年为例，从印度西部输入的鸦片达一千一百担（每担等于133{K526101.JPG}磅或60.453公斤，约与一箱马尔瓦鸦片等重）（39）。葡属当局由于不能从禁运中得到明显利益，不但放弃表面合作，而且暗地帮助走私者寻找到达葡属港口的路线（40）。以对土邦的战争控制当地鸦片业的计划也未能奏效。
    专卖体制对生产和贸易的限制繁多，销售状况往往不能像自由贸易那样积极地反作用于生产。马尔瓦鸦片因具有相对的自由贸易性质，容易占据专卖鸦片未能填补的余地。由此公司贸易部认为，只要以公司名义卖出的鸦片数量增多，而价格适当降低，就能战胜来自印度西海岸的竞争对手。在一八一八年的一份报告中，参事会详细列出一七九七到一八一八年间每年鸦片的平均拍卖价格、售出箱数和每年净利润，得出结论说：“就过去情况看来，在中国销售之孟加拉鸦片（即专卖鸦片）每箱售价不超过一千二百元时，每年能售出三千二百箱；但当售价涨至一千五百元时，售出额则降至二千三百箱。”（41）这表明，扩大输出、降低价格与增加生产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理论上说，在不从专卖地区扩大种植的前提下，公司征购马尔瓦鸦片将既增大公司拍卖获利的数量，又削弱西海岸的输出实力。但实际情形却令英国人失望。据东印度公司估计，当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市场的消费量大约为八千箱，加尔各答方面所卖不足五千箱，需在土邦地区购买四千箱左右的马尔瓦鸦片才能满足市场。实行收购的初几年，公司先将权力托交其驻土邦的行政官员，不久又在产鸦片地区遍设鸦片代理处及分机构，但收效甚微，不仅不能达到定额，而且价格高昂。如一八二一年度，官方原定购价为每箱七百卢比，但实际所付却高达一千五百卢比。据马士统计，该年度运至黄埔和澳门出售的公司所购马尔瓦鸦片仅为一千五百五十箱，加入上年度库存量共二千四百五十箱，售价每箱为一千三百五十元（42）（卢比与西班牙银洋当时的比值约为2.25∶1）。此价必然高于加尔各答的拍卖价格，这还没有计入管理运输费用。
    与此相比，封锁土邦的鸦片走私通道和禁止非法种植更为困难。此举能否成功是英国专卖者保证加尔各答的拍卖和马尔瓦的收购顺利进行的关键。鸦片从内地运出时，众多的土邦均能成为到达达曼等港的通道。其中一些土邦地区本身既是鸦片产地，同时又在通往海岸道上占有特殊位置。沿着当时最重要的一条通衢：鸦片离开马尔瓦后，经曼达萨（Madasa）到帕利（Pali），然后用骆驼将鸦片转运到贾伊萨梅尔（Jaisalmer），再用一个月运至印度河口的卡拉奇，在此装船运往达曼，全部行程需用两个月。这是一种绕道运输，但由于全程都可避开英属地域，所以仍被认为有利可图。只要鸦片能经此运到海口，就能由私商任意输出，走私贸易因此能够畅通无阻。马士整理的材料表明，一八二三年运往澳门和黄埔出售的孟加拉鸦片（4,050箱）、公司所购马尔瓦鸦片（3,450箱）和西海岸走私鸦片（2,400箱）在当年的实际售出额分别为一千八百五十箱、二千零五十箱和二千零三十箱（43）。可见实际进入中国消费市场的主要为马尔瓦鸦片，并只有西部走私鸦片几乎脱销。其后几年，英国当局又采用了强行与土邦政府缔约禁运的措施，使地方王公在经济上与阻止走私贸易发生联系。但仍然效果甚微。从英国与乌代浦尔等土邦缔约时算起，一八二五年从达曼输入中国的鸦片为一千五百箱，几乎脱销。一八二六年为一千六百三十六箱。占当年输入中国的马尔瓦鸦片总数的四分之一（44）。
    英国专卖马尔瓦鸦片政策的失败在印度国内反映在两方面：一，不但无法阻止非专卖品从西海岸大量输入中国，而且助长了鸦片在土邦地区的生产和贸易。例如，为禁运付给土邦的“赔偿款”被认为对该地的罂粟生产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曾在印度任过殖民官员的英国历史学家托德（Col. J. Tod）认为：“我们垄断马尔瓦鸦片而引起的强烈刺激，使罂粟种植扩展到四面八方，甚至扩展到那些在其农业经济中迄今从未有过罂粟的地区，因而无论我们介入此事的动机或政策如何，其结果无疑只能使农业劳动者变为投机者和赌棍。”（45）二，马尔瓦政策还损害了土邦王公的利益。英国人干预以前，王公是本地鸦片生产和贩运的最大获利者，鸦片过境税和对种罂粟土地征税一直是土邦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与英国人订约使土邦统治者感到得不偿失。订约还增加了土邦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在一些土邦经常出现由山民组成的鸦片护运队与王公军队交火事件。此时英国在中印度根基尚不雄厚，因而靠强制专卖而放弃对王公的笼络是很不利的。于是，马尔瓦的鸦片贸易作为一个棘手问题搁置起来，成为三十年代对华鸦片输出扩大化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