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始，英国专卖者在印度西海岸推行“通行税制”，并在东部扩大专卖鸦片的生产输出，这是从那时起印度对华鸦片贸易迅速扩大的直接原因。“通行税制”（Pass System）是十九世纪英国鼓励和推进向中国输出更多鸦片的重要手段。该体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通行至本世纪初鸦片贸易结束。
    东印度公司对土邦地区的鸦片专卖计划以破产而告终。马士的统计表明，一八二七年起就不再有标有公司售出记号的马尔瓦鸦片进入中国（46）。当然，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更多的鸦片从孟买以外的港口输出。推行新法对公司来说势在必行。一八三一年起，英国殖民当局开始在西部推行“通行税制”。
    “通行税制”在于对经英属地域输出的非专卖鸦片征税。按照英国官方的说法，该制用于补偿平衡孟加拉鸦片与马尔瓦鸦片在市场价格上的差额（47）。也就是说，对输往中国的西部非专卖鸦片抽税，是保证公司鸦片能与之在中国市场进行“平等”竞争的先决条件。公司征税关卡初设在通往孟买的大道上，私商在交纳定额通行税后就能从孟买不受限制地装运输出。对后者来说，只要政府所定税率适当，从马尔瓦地区取道孟买出海比取道达曼和果阿要方便得多，而且花费更小。从马尔瓦到达曼每箱运费一船为三百卢比，而到孟买仅为四十卢比，因此这些商人对绕道走私不再乐而为之。根据公司一八三二年的“岁收入报告”，以往有三分之二的马尔瓦鸦片绕道经达曼输出，仅三分之一取道孟买；但在一八三一年以后，十分之九通过孟买输出（48）。
    最高抽税始终为英国当局马尔瓦鸦片纳税输出政策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还未能关闭信德等偷运鸦片到葡属海口的道路，所以只能在不使私商重新绕道达曼的限度内征收尽可能高的转运税。为了保持收入稳定，专卖者须时常对税额进行有利于己的调节。例如最初将对重一百四十磅的标准箱征税额订为一百七十五卢比；一八三四／五年度，达曼的鸦片输出量上升到五千六百箱，同时孟买输出量相应降到七千箱，英国人马上将税额减到一百二十五卢比，致使孟买输出量迅速回升（49）。一八四三年，英国当局通过战争将信德地区纳入其控制之下，由此对公司所行的“通行税制”产生出重大影响。正如印度历史学家杜特（R. Dutt）所指出，对英国殖民当局来说，“征服了信德就有了增加孟买鸦片税收的财政价值。”（50）由于马尔瓦一信德一卡拉奇一达曼鸦片商道被封死，税额在此后两年内提高了两倍。一八五九年政府对每箱鸦片的征税增加到五百卢比。当六十年代中期印度鸦片在市场面临中国土鸦片冲击时，出于在市场平衡“纳税马尔瓦鸦片”（以下简称“纳税鸦片”）与专卖品价格的需要，对土邦鸦片的征税额再次提高到700卢比（51）。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税额调整频繁，采用过每箱七百、七百五十、六百卢比几种税制。十九世纪末，由于土邦纳税鸦片减少致使政府收入不稳，税额一度降至四百卢比，从而对马尔瓦贸易的衰落暂起到阻止作用。但在本世纪初，税额再次上升到六百卢比（52）。
    征税最初只是殖民当局用于挽救其鸦片收入的权宜之计，但当税收给印度国库带来大量资金后，该项政策受到更多重视。一八四○至四三年政府得自通行税的收入每年略超过二十二万五千英镑，此后猛增至三十五万四千英镑、六十万英镑，在一八四八／九年度超过八十八万七千英镑（53）。该税在整个贸易扩大时期大致上占英国鸦片收入的三分之一。纳税鸦片对华输出量也日趋上升。一八三二年度，从孟买输入中国（包括伶汀、澳门和东北沿海地区）的“纳税鸦片”激增至一万一千三百九十四箱，而同期从加尔各答方面输入的专卖鸦片为七千一百八十五箱，从葡属港口输入的马尔瓦鸦片仅为三千箱（54）。可以说明，在当年度输入中国的二万一千六百六十二箱鸦片总量中，有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九箱由东印度公司经手，所占比例约百分之八十六。在公司经手输入中国的鸦片中，“纳税鸦片”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以上。并且据统计，从中印度经孟买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箱数在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九／四○年度、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九／五○年度、一八五○／一至一八五九／六○年度和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四年度分别为一万一千、一万七千、二万九千和四万箱（55）。由此可见，“纳税鸦片”构成这一时期输华鸦片的主要类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沿海鸦片泛滥，“纳税鸦片”大量从印度输出与之直接相关，而造成这种状况并从中牟利的英国殖民者则是当然的罪魁祸首。
    由于从三十年代起在西部推行“通行税制”，英国鸦片专卖当局与土邦地区鸦片输出者的矛盾由印度转移到中国市场。为了争夺市场，殖民政府完全放弃过去在东部专卖区所行的“量少多利”政策，不再对以前所定的四千或六千箱感到满足，相继提出生产和输出一万二千、一万六千甚至两万箱的新标准，由此专卖鸦片的生产和输出迅速扩大。一八三○年到一八三九年间，政府新开十五个地区种植罂粟。“关税、盐业和鸦片管理部”也受许从奥德和尼泊尔购买鸦片。此外还使用其他一些措施增加生产，例如减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一八三○到三三年两次在大部分地区提高了鸦片的收购价格，并对超额数给予奖金。从一八三六年起，公司在县区设立鸦片监察官助理代表一级人员，从而使官方对鸦片生产的监督管理得以进一步加强。助理代表（Sub-deputies Opium Agent）是鸦片管理部门雇佣的专职人员，其职责在于协助由县区税务长兼职的监察官代表，直接负责所承担地区的鸦片生产。扩大种植和加强管理收效显著，一八三一／二年度，孟加拉方面鸦片产量成倍增长，并在五年后增加到三倍（56）。另据权威方面统计，一八二八／九到一八三八／九年十年间，孟加拉专卖地区的鸦片生产迅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二点三（57）。
    东部的扩大生产与西部的纳税输出为英国廉价倾销印度鸦片提供了收入的保证。一八三○至一八三九年间每箱平均价格低于前十年期的半数（58）。一八二○至二九年在中国市场的售价平均每箱为二千卢比；一八三○至三九年间降至约每箱九百九十卢比（59）。但与价格下降相反，英国专卖者得自鸦片拍卖的总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一八三九、一八四○和一八四三年中每年拍卖五次，虽然受到中国政府禁烟的影响，每年的平均拍卖量仍在一万八千箱以上，年均拍卖收入超过一千万卢比（60）。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出现的印度鸦片输华扩大趋势，给英国与中国间的贸易及中英关系带来巨大影响。如前所述，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策划和鼓励下，以非官方英印商人为主体进行的对华鸦片输出，为抵销和平衡对华合法贸易逆差提供了资金。由于鸦片输出扩大，英国对华贸易在此时由逆差变为顺差，中国则失去贸易收支的出超优势。毒品空前泛滥与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而对这种侵略行径，中国人民进行的正义抵制“成了第一次中英战争的借口”（马克思语）。可见，英国在印度奉行的鸦片政策，是加速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侵略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在中国预示着鸦片输入的实际合法化。很多材料表明，《南京条约》后中国茶叶、丝绸大量西运的同时并未马上促使英国合法商品输入的增长，而是更有利于来自印度的鸦片贸易。贸易危机只在很短时间内出现。从一八四三到四七年五年间，印度鸦片每年输入中国的数量仍达三万一千箱；下五年又进而达到平均四万三千箱（61）。其中一八五○年高达五万三千九百余箱（62）。鸦片输华数量的稳定上升促进并加速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大；在印度，却由此导致出现一次次的生产输出扩大高潮。据印度鸦片管理部门统计，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年的鸦片贸易危机后，英国印度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在一八四五／六年度由过去的二十万零九千比加（bigha，印度面积单位， 一比加约合三分之一英亩）迅速增加到二十九万比加，专卖收入一项从一八四二年的一千四百九十万卢比上升到一八四五年的二千八百七十五万卢比（63）。鸦片收入在整个印度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迅速增大：一八○○年仅占百分之三；一八二六／七年度上升到百分之五以上；一八五○年猛增至百分之十二以上（64）；印度成为英王直属殖民地前夕的一八五六／七年度，其仅次于当年土地税收入而达15.8％，超过七分之一（65）鸦片收入在长时期内成为英属印度政府无法舍弃的财政依赖。
    以上考察证明：
    三十年代起印度对华鸦片输出的扩大是沿着一条脉络清晰的线索发展起来的。当然，东印度公司贸易特权取消和东方贸易开放对这种扩大状况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但根本和直接的原因却在于英国鸦片政策的本质：利用毒品鸦片输入中国获取巨额利润和独家市场。当专卖经营和操纵市场无法达到时，就推行专卖和纳税并用的新政策，即一方面大肆扩大生产和输出专卖鸦片，另一方面通过实施“通行税制”，怂恿和鼓励土邦非专卖鸦片大量生产和东运中国。这样，两方面的增长很快就超出能控制的正常范围，同时也给输入中国提供了方便。两支巨大的毒品泛滥洪流终于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汇集，从而使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达到空前的数量。此后，英属印度的对华鸦片输出基本上一直保持扩大趋势（六十年代以后加入了中国土产鸦片与印度鸦片商业竞争的因素），到上世纪末数量仍高达数万箱，直至本世纪初才出现明显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