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杜马对沙皇的权利并没有多大的限制，美国史学家巴西尔·德米特里奇的《俄国史》中说：“他（指沙皇）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和全部法律。他可以要求立宪机关开会，决定会议时间的长短和解散会议；他有权任命俄国上院，国务会议的半数成员。此外，在沙皇统治的整个时期，他有行政权，有权发布命令决定政府的组织机构和职能，有权任命全体政府官员，决定其权限和免除他们的职务。他是俄国对外关系的最高控制者。唯有他可以宣战；媾和以及进行谈判。作为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沙皇拥有决定其组织、训练和疏开的专有权力。他也有宣布戒严令、发行货币和授衔的权力。最后，全国的司法以沙皇的名义执行，沙皇可以赦免被告、减轻刑罚，解除法院对某一被告的诉讼，甚至释放罪犯，他可以修改基本法。”（11）
    但是，国家杜马的出现，毕竟使农民（主要是富农）、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在管理国家方面获得了某些权力。1910年6 月第三届国家杜马批准的土地政策法令，对于瓦解农村公社，扶植富农经济有着重要作用。“如果说1861年2月19日是纯粹的农奴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前进的第一步，那么，1908-1910年这个时期向我们表明，在同一道路上又走了更重要的一步。”（12）
    1861年开始沙皇政府所作的改革，目的是为了避免人民革命，挽救行将灭亡的封建专制制度。它对资产阶级作出的某些让步，仅仅是让它们分享权力盛宴上的残羹剩汁而已。因此，这些改革也仅仅是在快要倒塌的帝国大厦上作了一些粉刷，已经不能挽回沙皇专制制度灭亡的命运。特别是，这个时候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着人民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经过反复较量，沙皇专制制度终于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风暴中摧毁了。1917年3月2日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沙皇制度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俄国的资产阶级曾一度篡夺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但是，旋即在“十月革命”的炮火声中，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取代了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揭开了俄国历史的新篇章。
    二
    纵观沙皇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归纳为如下特点：
    （一）东方封建君主专制与西方封建君主制的巧妙结合。
    在等级君主制时期，如同英国有国会，法国有三级会议一样，俄国有缙绅会议。但是俄国缙绅会议的实际作用却既不同于英国国会也不同于法国三级会议。英国国会有很大权力，但是它是作为剥弱王权的权力机构出现的；法国三级会议虽然拥护王权，但是它力量薄弱，权力很小。俄国的缙绅会议拥有很大权力，选举沙皇，决定内政的基本策略，征收新税，决定宣战与媾和都是它的职责范围。但是，缙绅会议却始终是维护沙皇统治的。它用制订限制地方割据势力的法律来加强沙皇的权力，制定平息人民骚乱的政策，帮助沙皇镇压人民运动，甚至直接帮助沙皇进行行政管理。从所见的资料看，只有1642年的缙绅会议是一次例外。沙皇米哈依尔为了与土耳其人争夺亚速堡召集了这次会议，但是军役人员和商人却在会议上痛斥了沙皇政府的繁重税收、官吏的贪污、地方总督的压迫和国家管理中的混乱现象。尽管这样，代表们对于把亚速堡“收归”沙皇统治还是表示赞成的。（13）可见，唯独这一次“小骂”，实际上还是起着“大帮忙”的作用。缙绅会议的力量削弱了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了沙皇的权力。这时期的沙皇已拥有了类似于中国皇帝、接近于拜占廷帝国皇帝的权力，沙皇可以不同领主杜马作任何商议而作出决定，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召集或解散缙绅会义。特别是伊凡四世，他以特辖制的形式使自己获得近乎专制君主的权力，“伊凡雷帝”的称号就是对他有力而残暴的统治的最好评价。
    缙绅会议与沙皇权力的一致性，使沙皇具有双重权力的力量，这就是东西方君主制巧妙结合而成的沙皇制度的表现之一。正由于这点，俄国在封建等级君主制时期既没有出现过法国历史上勃艮第公爵与法王分庭抗礼的局面，也没有产生英国历史上国会成为限制王权的权力机构的状况。尽管由于沙皇的无能而使俄国遭到外族入侵，出现过两次伪季米特里政权，也由于沙皇绝嗣出现过封建领主集团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但是俄国再没有产生封建制据的局面，长期处于沙皇制度的统治之下。
    在君主专制时期，沙皇既象东方专制君主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又象西方专制君主那样，以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仲裁人的地位来加强自己的统治，还允许地方上的某些民主组织形式存在。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在法律上，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实际上，沙皇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沙皇的权力要多大有多大。人民根本不能参加国家的机构和管理国家。沙皇一个人独揽无限专制的权力，什么法律都由他颁布，什么官吏都由他派。”（14）彼得一世就曾说过。“皇帝就是专制君王。服从于他是上帝旨意，上帝把人民委托给皇帝，因而皇帝只对上帝负责。皇帝的周围，只能有顾问和圣旨的执行者，只有皇帝才有权做出抉择。”（15）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更直截了当地说：“我的意志一经表达，就不再变更。”（16）沙皇的话就是金科玉律。
    十八世纪的俄国资本主义刚刚萌芽，资产阶级的力量尚很薄弱，他们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但是没有能力夺取政权，只得求助于沙皇政权的庇护。沙皇同西欧君主一样，在保护贵族地主的利益时，拥有相对独立性，可以采取某些与贵族局部利益相矛盾的措施，扶植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资产阶级成长，在两个剥削阶级中间充当仲裁人。沙皇制度也和西欧专制国家一样，在地方机构中还保留着一些民主组织形式，即使在极为专制的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城市中也还存在着“城市联合大会”，大会按等级选举产生六名代表的市杜马，市杜马在沙马政府的地方行政机构监督下，可以自行处理一些公共事务。
    在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时期，沙皇又把资产阶级议会形式置于沙皇专制政权的机构中，在地方设立自治局，在中央召开国家杜马，在东方专制结构的庞大建筑物上又装饰了西方民主的门面，以此对穷途末路中的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作一个甜蜜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