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领主、贵族、商人和资产阶级构成了沙皇统治的广泛而深厚的社会阶级基础
    封建领主或者叫做世袭贵族，他们原是封建割据的主要势力，与中央政权是有矛盾的。但是由于他们经营方式陈旧，生产效率低，生活却奢侈豪华，开支庞大，经济困窘；再加上领地由诸子分割继承，愈分愈小，因而封建领主从十五世纪开始衰落了，他们负债、破产，甚至被迫出卖土地。这些封建领主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扩大自己的领地，可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不足，使得他们不得不依赖强大的中央政权，依靠从沙皇政府对外扩张的“成果”中分享一杯羹。因此，这些领主对于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是积极支持的。由于他们把生机寄托于沙皇的土地赏赐，久而久之，他们本身也就向中小贵族靠拢了。1714年彼得一世颁布“一子继承法”，从法律上消除了世袭领地与分封领地的区别，促进了贵族阶级的合流。
    中小贵族或者叫服役贵族，是沙皇制度的主要支柱。他们是宫廷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和军事服役人员，沙皇分给他们一些土地作为报酬，他们的一切都仰仗沙皇的“恩赐”。因而他们始终努力维护中央集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1722年彼得一世颁布“官秩表”后，许多出身微贱的人挤身于贵族行列，使得贵族人数猛增。彼得登基时全国只有二千贵族世家，到他死时上升到九千人，（25）使统治基础明显扩大。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御赐特权诏书更巩固了这个基础。中小贵族把持着军队和地方各部门的重要职位；直到农奴制废除以后，上至内阁总理、各部部长，下至省长、总督，各级军政要职仍然由他们所垄断，他们替沙皇服务的目的就是要从沙皇那里分得一块土地，就是要满足他们的贪欲，因而他们最然热地支持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
    商人是沙皇制度的一根重要支柱。俄国商人一开始就和封建国家政权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依靠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垄断特权而存在和发展。十六世纪，沙皇授予一些全国最大的商人以“客商”的称号，他们享有免税、自由到国外经商、取得世垄领地和只受沙皇审判等特权。客商还接受沙皇委托，替沙皇经营各种专卖物资，并包揽关税及其它税收。十八世纪，沙皇以保护关税政策维护商人利益，鼓励发展商业。斯大林把这个时期的俄国称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商人还直接参于政府管理。十六--十七世纪的缙绅会议，商人是座上宾；彼得一世的亲信中有许多本人就是大商人，如孟什可夫、沙菲洛夫等等。商人需要无障碍的商路，需要无限制的市场，他们总是积极支持沙皇政府对外扩张，十七世纪开始到十八世纪完成的对波罗的海与黑海出海口的争夺，就是为了满足商人对扩展海路的需要。商人甚至还直接参加对外侵略。例如，十六世纪最大的客商之一斯特罗干诺夫家族，就曾组织人马，经过二十年征战，征服了失必儿汗国，为扩大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
    十九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他们是昨天的商人、包税者、包买主、粮食投机商、高利贷者和富农，他们是在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对沙皇政府有很大的依赖性、农奴制残余存在，市场狭小，他们就向政府请求解决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市场和原料。沙皇政府为了在经济上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就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兼顾资产阶级的要求，因而资产阶级对于沙皇政府的扩张政策总是举双手赞成的。沙皇政府被推翻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把俄国士兵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去充当炮灰，就是最好的明证。至于大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往往就是贵族地主，如“普梯洛夫--斯塔赫耶夫-巴托林”康采恩的一位组织者斯塔赫耶夫就是一身三任的人物：企业主、经纪人和地主。俄国三万个大地主中，有二百七十二家工商业公司，占有土地三百六十万俄亩，平均每个企业有一万三千多俄亩土地。所以俄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他们与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在国家杜马中他们是沙皇政策的支持者。
    上述四个阶级或阶层先后参与了沙皇政府的管理，都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出于本阶级的利益、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对于政府的扩张政策是积极支持的，这就是沙皇政府侵略性、掠夺性特别强烈的内在因素；也是沙皇制度能够在这个较为广泛的基础上经历两种政体、跨越两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东正教和教会为沙皇制度提供了“上帝的核准”和组织力量
    还在沙皇制度确立之前，教士费洛非上书给瓦西里三世说：“尊敬的沙皇，请自尊自爱吧！全部基督王国都将统一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了。第三个罗马屹立着，而第四个罗马永不会有”。在教会成为沙皇政府的一个机构后，积极主张专制制度的费·普罗科波维奇教士干脆说“君主就是上帝”。（26）沙皇“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天上的庇护者”。（27）东正教会还以它统一的宗教仪式、统一的教规，直接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沙皇制度服务。教会成员要向沙皇宣誓：“我承任国君是我们这个神圣组织的最高裁判官。”（28）教会成员象政府官吏一样，每年从政府领取十卢布和十袋粮食的定额年俸。他们如果遇有信徒忏悔的内容涉及反对沙皇的阴谋，就丧失为忏悔者严守机密的权利，必须向政府告发。如同列宁所说：“教会象农奴般地依附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象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教会”。（29）东正教会是沙皇对外侵略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工具。在伊凡四世征服了“不信上帝的喀山人”之后，教会与贵族地主一样，抢得大量地产和农奴，分享沙皇政府扩张的赃物。沙皇军队每用武力征服一地后，教会就以“上帝的意志”对该地进行再征服，在那里设立教堂，强迫当地居民受洗，对于不愿受洗者则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曾任西伯利亚大主教的鲍维尔在回忆录中哀叹说，他任职期间（1689--1691年）有数千人宁愿被烧死也不肯改宗。（30）教会甚至充当沙皇政府对外侵的略先行官，调查民情，窃取情报。俄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干的间谍勾当就是最好的实例。东政教会的最高宗务会议指示传教士团“要按照彼得大帝1724年1月13日颁发的谕旨所规定的那样去做”，“在国家事务中有什么必须保守秘密的事情，那么绝对不能在私人信件中提及”。1738年，第一届传教士团中的“学生”罗素兴在清政府的理蕃院中盗窃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转呈沙皇参政院，获得了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以后这种事件屡屡发生。（31）“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