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政府对外依靠军队去攻杀，对内则依靠警察去镇压人民的反抗。彼得一世说过：“警察是市民和一切良好秩序的灵魂，是人类安全和舒适的支柱。”（21）十七世纪沙皇就在政府部门设立了行使警察权力的机密事务衙门。彼得一世在位初期建立了普利奥勃拉任斯科耶衙门，这就是政治警察署，1718年他又在彼得堡设立了“机密处”，这两个警察机构负责侦讯最重要的国事犯。太子阿列克谢携眷外逃时，彼得就派秘密警察，沿途跟踪，最后从奥地利把这个逆子遣送回国。随着沙皇统治的动摇，警察的作用就愈加重要。亚历山大一世在专设警察部的同时，还有三种秘密警察横行于全国，一种是归内务部管辖的，一种是由残暴的阿拉克乞也夫伯爵指挥的，最后是彼得堡总督指挥的间谍系统，秘密警察的工作甚至渗透到军队中，以防止官兵的哗变。尼古拉一世把全国的秘密警察事务统一在内务部第三厅中，配以宪兵团的军事力量，专事收集各种情报，监视可疑的人、“分裂分子。”和外国人，放逐嫌疑犯，惩办国事犯，并且注意到人们的思想趋向，侦察是否出现了秘密团体、是否出版了“诽谤文”、是否出卖，违禁的书籍。作为最高监察和惩罚机关，它的权力凌驾于一切国家机关之上。（22）俄国秘密警察的本领之大，甚至连法国总统去里昂时也要雇用俄国的秘密警察保驾。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警察的活动更为猖狂，臭名昭著的“巴祖托夫诡计”，企图把警察活动渗透到工人运动中去，成立在警察监护下的工人组织，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扼杀工人运动。难怪维特伯爵在回忆录中把当时的俄国称作“警察专制国家”。
    三
    沙皇制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上述特点，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前封建因素的残存是沙皇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根源之一。
    九至十世纪，当西欧各国封建庄园经济走向成熟，中国唐宋之交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罗斯民族才开始从军事民主制阶段，进入阶级社会。这时，它已不能按部就班地经过奴隶社会再进入封建社会，而是直接由原始公社制飞跃进入封建社会。未经母体充分孕育，必然先天不足，大量前封建因素保留在俄国社会内部。在整个俄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始终存在着农村公社，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开始执行，农村公社才最后瓦解。村社组织多少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与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某些民主方式。这就是俄国封建地方政权中长期存在民主选举机构的原因，尽管这种选举总是操纵在贵族手里，但是比起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一切听从于君命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毕竟要宽舒些，因此沙皇制度始终没能达到中国皇帝制度的那种专制程度。再说，虽然古代罗斯跳过了奴隶制社会，但是使用奴隶的现象在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十一世纪时，一些村社社员即“斯美尔得”因欠债而成为大土地占有者的“债农”，“债农未还清债款，就不能离开土地；如果他逃跑了，捉回来就把他当作奴隶。”（23）十一、十二世纪的《罗斯法典》中还提到契约奴隶，“契奴只是权力的客体，主人可以杀死他而不受惩罚；第三者杀死契奴，只需要交付因为擅自毁灭他人财产而处罚的罚金。”（24）十三世纪蒙古人占领俄国，汗及其亲属和武士的手里都集中大量的牲畜和奴隶。十四、十五世纪时，领主们对自己领地上的臣民有生杀予夺之权。甚至到十七、十八世纪，俄国还存在着一种“月粮户”，这种农民没有自己的份地，没有耕畜，以全部时间为主人工作，按月领取口粮，或者靠东家的“残羹冷灸”为生，他们丧失了最后一点权力，处境与奴隶差不多。这就是为什么西欧农奴制消灭两百年后俄国农奴制才方兴未艾，并得到几个世纪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沙皇制度正是建立在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只要农奴制存在，沙皇制度就不会被推翻。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沙皇制度之所以没有立即被推翻，就是因为能够“赎回”土地的农民很少，农奴制残余还普遍存在，它不仅以“工役制”的形式存在于农村经济中，而且还渗透到某些最新的垄断资本的生产关系中，许多垄断资本家本身又是大地主。
    （二）在侵略和被侵略过程中形成军事传统和扩张要求。
    在没有明显自然疆界的大平原上，古罗斯民族饱尝过外族人侵的辛酸，波洛伏齐人、瑞典人、日耳曼骑士团、蒙古人都曾欺压过他们，特别是后者，统治了二百多年，给俄罗斯级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俄国民族也品味过侵略弱小民族的甜头。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权，要扩大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对外侵略。沙皇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沙皇以组织对外扩张侵略来博得整个统治阶级的欢心，统治阶级的各阶层则以赋予沙皇更大的权力，支持政府对外侵略扩张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因而沙皇制度的军事性和掠夺性也就特别强。
    （三）俄国的政治地理环境为沙皇政府侵略扩张提供了可能。
    十六、十七世纪俄国尚不强大，沙皇政府主要集中力量向东部扩张，攻下喀山、阿斯特拉罕打开了东去的通道。辽阔的西伯利亚平原人烟稀少，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经济文化更加落后，因而无需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在十七世纪末沙俄已轻易地占据了整个西伯利亚。到十八世纪，俄国南部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西部的波兰王国都开始衰落了。奥斯曼土耳其是个军事封建帝国。到了十八世纪，土耳其自顾不暇，更无力应付从彼得一世到叶卡特林娜二世近百年的战争挑衅，只得割地求和。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战争和北方战争使波兰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政治生活处于极端混乱状态。因而叶卡特林娜二世能够轻易地三次会同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波兰。这个时期西欧的一些强国，国内新旧制度交替，阶级斗争剧烈；对外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美洲、非洲和南亚殖民地的争夺上，对于欧洲大陆还无暇顾及，并且中间还隔着力量不可小视的普、奥两国。这两个国家既因为被俄国瓜分波兰时扔出的骨头堵住了嘴，又因为害怕欧洲革命的“瘟疫”蔓延到自己的国土，因而宁愿与俄国为伍。这些情况为俄国欺压周围的弱小国家提供了方便。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又趁着中国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充当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大肆屠杀中国人民，侵吞中国领土。衰弱的邻国正好填入沙皇政府贪婪的欲壑。轻而易举地攫夺大片领土对于沙皇制度来说，无疑是一剂美味可口的长寿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