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偏激之处，但 是在当时繁琐考枯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史学界，能如此尖锐地批判古代史学的弊端，还是难能 可贵的，具有振聋发聩的进步意义。同时，徐仁铸还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史学史家致命的弱点 在于“不用己之心思耳目，而惟听命于古人之心思耳目”，他认为这种弱点不仅造成古代史 家视野狭窄、思想僵化、缺少创新，而且也严重地滞阻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与 进步。其突出表现为沿袭陈说旧论，墨守成规定制，难以反映与满足变化了的时代与社会之 需要，这亦正是我们中国二千年来“治少乱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清议报》对此亦有评说 ，它于本馆论说：《拟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讲义录叙例》中曾谓“盖尝纵观四千年五洲万国之 史，而晓然其故也。中国二千年来，……人心学术因之益陋，间尝论之，国中无不崇尚前人 ，推为绝学，而胶固于古今人不相及之俗见，绝不思辟一新理，创一新法，求所以凌驾古人 者。由是以谬传谬，酿成今日甘居人下之世界。呜呼，不大可慨也欤！”（注：《拟东京大同等学校讲义录叙例》，《清议报》1900年正月一日第34册。）
    这里不仅认为古 代史学之盲目尊古，抱残守阙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不仅是滞阻中国古代史学有长足的进 步与质的飞跃的障碍，而且亦是中华民族今日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之重要根源。
    梁启超则认为古代史学中治“君史”的那套方法，已经完全不能适合研究“国史”和“民 史 ”，因为：“无数已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曰史学史学，岂不谬 哉！”（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见《湖南时务学堂选编》。）
    梁启超是从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高度提出必须抛弃古代史学中治“君史”的那种 陈腐不堪的研究方法。否则以“国史”和“民史”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就是一句 空话。此外，谭嗣同、江标等人亦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古代史学方法论中的一些弊端予以 揭露和批判。总之，这些批判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史家开阔视野，解放思想，转换观念 ，为新史学方法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同时对冲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上的控制与束缚亦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倡修“民史”的认识与构想
    19世纪90年代，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史学家在揭露和批判古代史学之弊端和糟粕的基础上 ，强烈地要求打破古代史学几千年来沿袭不变的以帝王为中心的家谱式的治史模式与格局， 编撰以社会、民族为主体的“民史”和“国史”。所谓“民史”，即视人民为历史研究的主 体，应该将历史研究的中心与视角从传统的帝王将相转向普通的民众，从个体转向群体，从 狭隘的宫廷转向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从单调、陈旧的一朝一姓之兴衰治乱的“君史”、“ 家族史”和“王朝史”转向多角度、全方位、多层面地反映与记述与国计民生、世道人心、 政教风俗息息相关的国史和社会史。对此，梁启超于《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当时传入 中国的外国史学著作所作的评价表述了他对倡修“民史”的基本态度。从他对日本浮田和民 《西洋上古史》和坪内雄藏《上古史》二书的评价中即可略窥一斑。在他看来，浮田氏和坪 内氏的史著，虽然悉为史学之名篇佳作，但是二者相形梁启超认为还是浮田的《西洋上古史 》要略高一筹，就在于他的史著是以民众、社会和文化为主体的“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 ，研究的内容尽管是上古之事，然而其着眼点却为民族的兴衰生灭、社会的演进递嬗、政治 的异同得失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鲜明而自觉的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颇具价值 。因此被梁氏誉为“不可不注意”和“所尤不可不读”之书。（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4页。）
    启超对白河次郎和国 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之评价，亦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修“民史”、社会史和文明 史的热切渴求与愿望。他评价说：“中国为地球上文明五祖国之一，且其文明接续数千年， 未尝间断，此诚可以自豪者也。惟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盖由中国人之 脑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也。此书乃草创之作，虽非完善，然 大辂椎轮，厥意亦良善矣。”（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4页。）他认为该书尽管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该书无论从著述 旨趣、研究视角、涵盖范围，还是从价值取向、体裁选用和篇章结构而言，都是开创性的， 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表现了作者勇于开拓创新之意识。同时亦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改造 ，以及尽早填补中国文明史研究之空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范本”和启示，意义非凡。
    章太炎则有感于古代史学“中夏之典，贵在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得。”“若至 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以及“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家强弱，非眇末也。”之弊端和基于他对倡修“ 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之意义与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他于《中国通史略例》一文中，提出 他欲撰写一部融“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于一炉的新型的中国通史之蓝图与构想。在其所 制定的编撰原则中谈道：“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 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 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 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 》二表而已。”（注：章太炎：《訄书·哀清史》后附《中国通史略例》，第276～277页。）
    在此，章太炎指出他拟撰写的将“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融于一炉的全 新的中国通史之宗旨有二层含义：一是藏往知来，推迹古今；一是开浚民智，振厉士气。其 后，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书信中对此作了更为清楚的解释，他说通史之作有两宗旨：“一方 以发明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可以看出章 氏所欲撰写的中国通史已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以帝王为中心的“君史”，以及专叙一朝一代 之治乱兴衰的“王朝史”，它研究的重心是“社会兴废、国家强弱”和“芸芸众生”，显示 出了强烈的时代精神。虽然最后章氏这部中国通史并没有写成，但是这种大胆的设想、创新 的意识，无疑在当时为人们指示了一种新的史学境界，开创了一条新的治史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