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19世纪人们对古代史学的批判是有破有立。
    即谓这种批判是通过对古代史学的反动与否定，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形成与最后确立扫清 障碍，因为任何一种新思想、新学说的形成与确立，总是首先要冲破旧思想、旧学说的牢笼 与束缚，即不破不立。从这个意义上讲，“破”只是手段，而“立”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 人们在对古代史学进行激烈尖锐的批判的同时，又将关注的目光和思考的触角转向对资产阶 级新史学之多方面的探讨。这其中既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新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著述旨趣、 主要对象、内容范围、方法手段、体裁体例、原则准绳等等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和探求，又有 对倡修反映资产阶级新史学本质特征的“民史”的价值与意义的深刻认识，同时亦表达了欲 摸索“民史”之新的表现形式的渴望和设想。诸如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曾提出要编一部“全新 的”中国通史，实际上就是这种积极探索的重要反映。勿庸讳言，20世纪人们对资产阶级新 史学的思考与探索是初步的、浅层次的和不成熟的，这主要表现为这种探索并未上升到对资 产阶级新史学体系与框架的理论思考和系统研究之高度，而且也没有转化为自觉的史学实践 活动。尽管如此，这种探索的历史功绩还是不容低估，因为它不仅为19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新 史学的形成与最后确立底奠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亦为其发展指示了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