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20世纪初年，一批按照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撰写的史著先后面世， 从而结束了古代史学独霸史坛的局面，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严复则借用西 方学者的言论，表述了他倡修“民史”之强烈愿望。严复在批判“君史”的同时，主张以能 反映人心世道盛衰升降的广泛的社会生活作为记述和研究的主体，实际就是提倡撰修“民史 ”，为当时的维新变法提供历史依据。他说“民史”研究的宗旨与最高境界应为通过考察“ 古今所有之国种民群，相其文野文度，而此例参伍之，即异观同，见其会通，”（注：严复：《群学肄言》，第300页。）
    即谓使人 从中可窥见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递嬗轨迹，以明各民族国家兴衰生灭之 故。这反映了严复开阔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说明他欲以整个世界为参照系，由此 探索世界各民族兴衰生灭的递嬗轨迹及其规律，从而为中华民族之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伟 大 爱国运动提供全面系统的理论、对策和启示。唐才常通过对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后认为：西方 的报馆就是史馆，而其报纸就是“民史”的最佳表现形式。对此，他说：“泰西不立史馆， 盖报馆即其史馆也。凡遇开议院时，君主临焉，王公大臣暨各议员临焉，无论事之大小，各 伸其说，以剖判是非，报馆即书之以传诸一国，布诸五洲。记有之，‘史载笔，士载言’， 其遗意欤！故语无忌讳，言多实录，视中国之史尤为足信。况其推广新闻纸之多，虽至酒楼 茶肆，往往而有。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兴知之业。且凡民数、地数，比较多 寡 ，火车、铁路、电线，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靡 勿签记赅核，……盖今日之报章，即异日之史料，政治家、格致家、律法家，胥权衡如此， 一举而三善备焉。故西国之有君史又有民史，诚重之也，诚慎之也。”（注：唐才常：《史学论略》，《唐才常集》第41-42页。）
    这里，唐才常不仅 认为西方今日之报纸，就是他日之“民史”，而且高度赞扬了这种“民史”传播迅速、层面 广泛，语无忌讳，言多实录，内容宏富、包罗万象，颇具价值、殊多启示等等优长。进而指 出西方这种“民史”之所以“视中国之史尤为足信”，就在于“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 史学乃四民兴知之业”，即谓修史乃国家所拥有的神圣不可玷污之权利，而史学则是开启民 智、振兴民族之庄严事业，绝非维护与服务于一朝一姓之利益的私家产业。实际上此处亦隐 寓着对中国古代史学重古而略今，重君而轻民，以及由于专制统治，著史多有禁忌等种种弊 端的批判。这种认识在当时还是比较深刻的。
    在初步认识和肯定撰修“民史”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史和文明史之价值与必要性的基础上， 人们又将探索的目光转向史书的表现形式上面，因为当研究对象和内容一经确定下来，那未 作为表现形式和转换载体的史书体裁就显得格外重要。经过思考和研究，人们认为作为反映 时代和社会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不仅要有新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新的史学观，而且更 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形式，惟有如此，方能使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对此，谭嗣同在 对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书体裁及其功能进行细致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虽然种类繁 多，但撮其要者不过“三类十体”（注：谭嗣同：《报章文辑报》，《谭嗣同全集》下册。）
    。而报纸则是集“三类十体”于其中的最佳的史书表现 形式。他说：“乃若一编之中，可以具此三类十体，而犁然各当，无患陵窜者，抑又穷天地 而无有也。有之，厥惟报章，则其体裁之博硕，纲领之汇萃，断可识已。胪列古今中外之言 与事，则纪体也；缕悉其名与器，则志体也；发挥引申其是非得失，则论说体也；事有未核 ， 意有未曙，夹注于下，则子注体也；绘形势，明交限，若战守之界限，货物之标识，则 图体也；纵之横之，方之斜之，事物之比较在焉，价值之低昂在焉，则表体也；究极一切品 类，一切体性，则谱体也；宜撰述之致用，则叙例体也；径载章程，则章程体也；句稽繁琐 ，则计体也；编幅纡余，又以及于诗赋、词曲、骈联、俪句、歌谣、戏剧、舆诵、农谚、里 谈、儿语、告白、招帖之属，盖无不有焉。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罔不兼容并包， 同条共贯，高挹遐揽，广收并蓄，识大识小，用宏取多。信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 文之渊薮，词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名实之舟揖，象数之修途。总群书，奏 《七略》，谢其淹洽；甄七流，综百家，惭其懿铄。自生民以来，书契所纪，文献所征，参 之于史既如彼，伍之于选又如此。其文则选，其事则史；亦史亦选，史全选全。文武之道， 未坠于地；知知觉觉，亦何常师？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注：谭嗣同：《报章总宇宙之文说》，《谭嗣同全集》下册。）
    又言：“且 夫报纸，又是非与众共之之道也。……报纸即民史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 汶暗 暗以穷天，而终古为暗哑之民乎？西人论人与禽兽灵愚之比例，人之所以能喻志与事以显 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吾见《湘报 》之出，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注：谭嗣同：《〈湘报〉后叙（下）》，《谭嗣同全集》下册。）
    他认为这种兼容并包，广收毕蓄 ，用宏取多，融各种史书体裁于一炉的报纸，既得兼“三类十体”之长，而且又克服了古代 史书体裁记述内容单一贫乏、割裂事实等等弊端，是史书的最佳载体。还有这种内容丰富、 门类繁多、功能齐备的报纸无疑就是他曰“百科全书”式的史著，故谭嗣同盛赞报纸的价值 与作用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文之渊薮，词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 ，名实之舟楫，象数之修途”。值得大力提倡普及。同时，谭嗣同还认为报纸不仅是表述“ 民史”的最好表现形式，报纸就是“民史”的一种形式。而且通过报纸非但有助于推动“民 史”的发展与普及，并能开启民智，以报纸作为国家和民众的喉舌，及时反映和表达民众的 心声。因此，他才以欣喜之情欢呼《湘报》的问世。在倡言修“民史”与“国史”的同时梁 启超认为西方的《列国岁计政要》不仅是“民史”，“国史”较为适宜的表现形式，而且也 是发挥史学“鉴往以知今，察彼以知己”之社会功能较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他呼吁中 国史学界不仅要向西方学习，研究这种新的史学体裁，并且要仿效编撰。对此，他指出：“ 西人每岁必有一籍，纪其国之大政大事，议院之言论，译者名之为蓝皮书。盖国之情实，与 其举措，略具于是矣。宜每年取各国此籍尽译之，则能知其目前之情形，无事可以借鉴，有 事可以知备。……制造局旧译《列国岁计政要》，是也。惜仅得癸酉一年，后此盖阙。若能 续译至今，则二十年来西方之形势，皆了如指掌，中国学者或至眢暗若是耳。”（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0页。）
    又言：“ 予所闻，西人之《岁计政要》者，其所采录，则议院之档案也。预算之表也，民部、学部、 兵部、海部、户部、商部之清册也，各地有司、各国使员之报案也。自国主世系、宗戚岁供 、议院、官制、教会、学校、学会、国计、兵籍、兵船、疆域、民数、商务、工艺、铁路、 邮务、新疆、钱币、权衡，区以国别，分数毕载，冠以总表，藉相比较。国与国比较，而强 弱见，年与年比较，而进退见，事与事比较，而缓急轻重见。”最后，梁启超认为真正能充 分发挥史学之“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的社会功能的《岁计要政》为“斯国史之良哉！ ”故他亦主张中国史学界也应开阔视野，转换观念拓宽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撰述领域，井创立 新的体裁以适应社会与史学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