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思的反思：关于史学观变化的再认识
    从上述不难看出种种迹象已表明随着19世纪中国社会的空前巨变，以及历史观的变革，史 学观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从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又是 其转 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意义深远重大。但是，有必要对史学观的这种变化作如下说明，以深化 人们的认识。这即是：
    第一，19世纪晚期人们对古代史学之尖锐深刻的批判同古代史家对古代史学的批评已有本 质的不同。
    虽然古代史家对古代史学之缺失和不足的批评屡见不鲜，乃至留下了丰厚的史学批评遗产 ， 这在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两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刘知几在对编年、 纪传二种史体之优长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对其所存在的缺失亦予以严肃的批评。他认为编年 体的缺失莫过于：“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注：刘知几：《二体》，《史通》卷2。）
    体的弊端则主要表现为：“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 《 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 擢居首帙，先辈而抑为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 以为短也。”（注：刘知几：《二体》，《史通》卷2。）再如刘知几对当时修史制度的混乱，史馆人员人浮于事且多不称职、史官难 以发抒其专长与见解等等弊端的批评。譬若：由于史官伤滥，而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 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由于监修的长官过多，而致“十羊九 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由于缺少严格的修史章法，而致“监之者既不指授 ，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注：刘知几：《忤时》《史通》卷20。）
    这些批评可谓一 针见血，激烈尖锐，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还有章学诚对古代史学的批评丝毫不比刘知几逊 色。如他批评史注说：“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 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衰。”（注：章学诚《史注》，《文史通义·内篇五》。）
    在探讨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两大 宗门大问题时，他批评《史记》之后的历代史书说：“又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 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 ，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 河人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 《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 ”（注：章学诚：《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上述批评非但尖锐激烈，毫不回护留情，甚至不无苛求偏颇之处。然而这些批评是在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古代史学“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宫，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 莽、卓，夷、惠之与跖、跷，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 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 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 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 ，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岂可缺之哉”（注：刘知几：《史官建置》，《史通》卷11。）
    的 重要且广泛的社会价值与作用之前提下，针对古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缺失和弊端而 进行的理智的思考和认真的剖析，目的是藉此推进古代史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和不断繁荣 。而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亦表明：这种批评对古代史学来说不仅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而且是必需的。它是古代史学自我调节、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古代史 学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诸如从编年、纪传到纪事本来之史书体裁的不断发展、完善，正是 史学批评之不断推动的结果。
    相形之下，19世纪晚期人们对古代史学的批判则迥然不同，因为此时人们是对古代史学“ 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注：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以及“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之以专制君 主为本位的王朝观和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为宗旨的本质的尖锐批判和完全否定，目的在于从 根本上打破和结束古代史学独霸史坛的局面，以期最终以资产阶级新史学取代古代史学。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批判是19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在史学上的重要反映之一，同时也是史学回 应时代与社会之急剧变化和迫切需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因为这 种批判是史学观质变的主要内容和标志之一，它对古代史学的根本否定和全面清算，为资产 阶级新史学最终代替古代史学在很大程度扫清了障碍，并在思想和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批判在中国社会变革之际起到了思想启蒙和解放的重大作用。这主要表 现为这种批判运用历史进化论、资产阶级民主、民权等理论为思想武器，从而剥去了罩在封 建君主专制制度上的神秘光环，有助于人们认清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腐败、黑暗的本质，以 及给国家、民族所带来的“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之严重危害和空 前劫难，从而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上进行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度的变 法改革作了必不可少的宣传启蒙工作，并为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历史依据，意义深远重大。 但是，有一些需要解释的是19世纪晚期人们对古代史学以服务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初衷和 归宿之本质的激烈尖锐的批判并没有错，然而不能据此不加以区分地对古代史学予以全盘否 定，因为古代史学经过几千年历史的过滤与积淀，其中亦有许多借得借鉴，继承乃至弘扬的 优秀思想遗产，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之所在。诸如被当时人斥为“廿四家谱”的二十四 史就是如此，诚然二十四史是以记述以君主为本位的一家一姓之王朝的治乱兴衰为主要内容 和宗旨，但是这并不是二十四史的全部，因为在这之外，还有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地 理、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等等内容，毕竟为后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提供了相对系统全面 、丰富翔实的珍贵史料。也就是说这种批判亦有过激偏颇乃至失实之处，今人当引以为戒，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亦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于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之时代 的迫切需要，无可厚非或吹求苛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