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著作
    十多年来新出版的综合性著作没有提供新的史实，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大革命作了不同的解释。
    被索布尔称为“经典性”的观点是一种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饶勒斯的《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史》便是这类著作的典范。1968-1973年间，此书出了六卷本的新版，附有极佳的索引。索布尔和他的老师勒费弗尔正是从此书中得到了启示。索布尔本人写过《法国大革命简史》，一版再版，最新版本印于1982年11月，克洛德·马佐里克作前言，并附有弗朗索瓦丝·布吕奈尔作的索布尔著作目录。然而，索布尔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文明》中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的。此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970年，第二卷出版于1932年，评述督政府、 执政府和第一帝国的第三卷出版于1983年11月。此书虽系继皮埃尔·肖努的《启蒙时代的欧洲文明》而作，两者的精神却不相同。肖努着眼于“长时段”和计量及系列史，他谈到那些“从巴士底狱跑到了杜伊勒里宫的小人物”时不乏轻慢，并认为这些小人物对欧洲文明的演进只发生过轻微的影响，而主要的影响则来自人口变化。与之相反，索布尔声称要对“盲目的、歪曲真相的数量主义”闯入史学领域保持高度警惕；他认为不应忽视事件，事件往往给历史演进以重大影响。索布尔这部著作的第一卷评述法国和欧洲在旧制度下的危机，但美洲却未提及。第二卷综述了大革命史学的概况，然后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大革命的“原则”，第二部分阐述大革命的“方法”。索布尔对1789年宣布的原则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了实施进行了研究。起初，民权和政治上的平等并未得到尊重，更不必说在经济上了。共和二年，革命政府试图实行“神圣的平等”，但自由却因此而受到损害。至于第三个“伟大的原则”，索布尔正确地指出，那不是博爱，而是财产（所有权）。法国大革命的“方法”很多，首先是人数的力量。在这里，索布尔没有忽视人口，他指出，1789年，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年青”的国家，人口中的半数不足二十岁。众多而又年青的法国人民为进行革命而诉诸暴力。经济和社会冲突引起的阶级斗争在城乡都十分激烈，尤以巴黎为最；在乡村，农民骚乱的作用极为重大。索布尔在谈到巴黎的阶级斗争时，令人想起他对巴黎无套裤汉的深入研究。索布尔在结语中指出，大革命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依然存在，特别是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过渡中，是革命的道路还是妥协的道路？”索布尔不愿意别人给他这部著作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他认为自己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们的伟大传统。索布尔的思想同样体现在十五年来他的其它著作中：《第一共和国》，《农民，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督政府和执政府》，《大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理解大革命》。索布尔的业绩巨大，讲到大革命史，不可能不提索布尔的著作。然而，若要了解大革命史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还得读克洛德·马佐里克的《论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研究》。这不是一本系统评述历史事件的著作，而是一部文集，评论的对象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家，如英国的阿尔弗雷德·科本，法国的弗朗索瓦·菲雷和里舍等人。
    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或接近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还有两部综合性著作：《法国新现代史》和《法国现代史》。前者出版于1972年，其中有三卷论述大革命；后者有两卷论述1789-1835这个时期。《法国新现代史》关于大革命的三卷分别由三位作者撰写，米歇尔·伏维尔写的《旧制度的衰亡（1789-1792）》最为奇特，同时也是对最新研究成果反映最多的一卷。作者把大革命描绘为法国人反对“封建制度”的波澜壮阔的斗争，这个制度对于法国人来说很快变成了“旧制度”，作者强调“人口革命”的重要性，明确地指出其意义，并精细地分析了法国的经济“起飞”。作者对人民和优秀分子的心态作了出色的描述，对1789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产生的新社会作了丰富多彩的描绘。马克·布鲁瓦佐是马迪厄的学生，勒费弗尔的朋友。他撰写的《雅各宾共和国（1792-1794）》专讲恐怖时期，强调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属于相同的社会职业集团，两派的分歧与其说属于社会和经济范畴，莫如说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外省在此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此书的特色之一。作者对军事问题作了大量论述，认为恐怖政策是战争引起的后果，但这一点被许多人所遗忘。雅各宾共和国这个政权不仅使法国在抗击欧洲联盟的战争中取胜，而且还提供了样板。全世界的“爱国者”从此都自称为“雅各宾派”。然而，雅各宾共和国创始人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和使革命得到巩固的军事胜利，都没能使这个共和国延续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正是德尼·沃罗诺夫撰写的那卷的书名。他的任务比前两位史学家困难，因为对热月反动和督政府的研究很有限。因此，作者主要叙述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件。不过，在有关经济、信仰、习俗和语言的几章中，作者作了较多发挥。作者在结语部分指出，促成这个政权垮台的是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事件，而不是过去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的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11月4日）事件。作者认为，果月18日，督政府对企图推翻共和国的五党分子采取了自卫行动；而花月22日政变则是不必要的，它使政权陷入了专横，从而加速了它的覆亡。
    《法国现代史》的主编是让·埃兰斯坦，这部著作与《法国新现代史》大不相同。前者是普及本，后者则装帧精致，插图丰富，其中许多图片是罕见或从未见过的。有关大革命部分由弗朗索瓦·辛凯和克洛德·马佐里克分别撰写，全书的前言由索布尔撰写，其精神与他本人的著作相同。弗朗索瓦·辛凯写的是旧制度的衰亡，他把很复杂的法国旧制度叙述的清清楚楚，在他笔下，众多的事件因果相联，直到1792年8月10日废除君主制。新建立的制度和机构，群众的政治生活，人民团体和新闻事业等章节都写的相当好。研究大革命时期的各种节日，自1968年以来已成为一种时髦，作者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正确地指出，大量研究节日的著作都写得含混不清。唯一具有人民性和自发性的节日是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 马佐里克撰写的那部分稍显抽象，他力图从事件中引出一种关于大革命的理论或哲学。他与马克·布鲁瓦佐一样，也注意到了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对立，他利用了1975年召开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文章。这次讨论会认为，两派之间毕竟还是有区别的。马佐里克写道：“尽管他们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但与吉伦特派相比，山岳派平均年龄较小，与小资产阶级靠得更近。吉伦特派与大商人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系比山岳派多，他们是大商人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吉伦特派、阿贝尔派、丹东派以及罗伯斯庇尔派先后被消灭，这是共和二年的悲剧。如果热月9日事件没有发生，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马佐里克认为“欧洲大陆将不得不在战败后求和”，也许英国会遭到强大的攻击。我对此不敢苟同。马佐里克指出，救国委员会的成员是“脱离生产和交换，不懂经济的资产者”。他认为，法国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战胜英国所必需的制海权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