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政策挽救了共和国，并通过打击联邦主义加强了民族团结。马佐里克对热月反动和督政府花的笔墨较少，不具多少特色，他所采用的是传统的描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那种写法。
    达尼埃尔·盖兰的《第一共和国的阶级斗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流派，但反映了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这本书不算新，初版于1946年，可是，作者在1968年和1973年作了修订，新版本值得注意，因为在新增的章节中，作者力图回答勒费弗尔、索布尔和英国史学家理查德·科布对此书的批抨。新版还收入了达尼埃尔·盖兰1944年为此书写的序言，但当时他没有同意发表。他谈到自己的目的时说：“用不断革命的概念给大革命作出新的解释……要从大革命的经验中汲取营养，用以革新当今革命的社会主义”。
    索布尔把不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解释法国大革命的观点称为“修正主义”，近十年也出版了一些这类“修正主义”的大革命史著作。上文提到的英国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已去世。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神话，大革命只不过加速了早已开始的社会变革而已。当时仍相当强大的封建制度在他看来已微不足道，旧制度下法国的政治和行政权力机构也几乎不存在不协调现象。科本并非没有伙伴，但是，他们的著作极少被译成法文。可是，我在这里要提一提威廉·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因为它是索布尔逝世前评论过的最后一部著作。索布尔的文章发表在《法国大革命史年鉴》1982年第4期上。多伊尔在书中重申了科本的论据， 尽管他不承认自己曾是科本的学生。索布尔用以批驳多伊尔的思想，我在前面已作了介绍。问题并未解决。
    在法国，皮埃尔·加索特的《法国大革命》在让·都拉尔主持下再版，这是法国非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史的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都拉尔增添了一个充分反映各类新著的书目，还增添了一个有关论战的情况简介，其中原原本本地列举了与加索特的观点相左的各种观点，堪称“费厄泼赖”的典范。因此，尽管原著未经修订，依然带着“法兰西行动”理论的痕迹，这个新版本却是一种很有用的工具书。然而，加索特能算是“修正主义”史学家吗？加索特继承的是敌视大革命的传统，这种传统发轫于大革命时期，其主要代表则是十九世纪末的泰纳。
    弗朗索瓦·菲雷和德尼·里舍的观点独树一帜，他们完完全全是“修正主义”者，索布尔使用的这个称谓用在他们身上也许最合适。 上文已提到， 他们出版于1965年的《大革命》力图表明：掀起大革命的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中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后来由于农民和城市中的无套裤汉的行动，大革命发生“侧滑”。他们的这部著作1973年再版，并译成英文和德文。在《对大革命的思索》中，菲雷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表现得更明确、更强烈。
    英国史学家诺尔曼·汉普逊的《第一次欧洲革命》出版后立即译成了法文。他的观点更多的是欧洲观点，而不是西方观点。在我上面所介绍的各种观点中，他持中间立场。然而，他归根结蒂还是强调了思想在欧洲革命运动中的首要作用。另一位英国史学家理查德·科布注重研究大革命时期法国各省的历史，以及在1789-1820年间的大悲剧中只起过微不足道作用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所受到的大革命的影响，他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和《警察与人民》在这方面颇具特色。为写作这两部书，科布查阅了司法档案，因而他得以勾画了一些法官的形象，其中既有恐怖主义者，也有大革命的反对者。他还为一些匪徒、娼妓、疯子、病人立传。这都是研究案件的结果。不过，科布不愿以偏概全，他声称自己厌恶“计量史学”或“系列史学”。他认为，大量研究三教九流的男女人物的生平，有助于深入了解“人民阶级”的心态，弄清他们的组成成分，理解他们的行动。这也许是对大革命的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勒内·雷蒙恰恰相反，他采取的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的《旧制度和大革命（1750-1815）》是《当今史导论》的第一卷。这本书非常出色，叙述简洁，对当前的各种史学观点十分熟悉。凡是有志研究大革命时期的人必须读一读这本书。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著作可以指导大革命史的研究，使之出现新局面呢？《大革命史的新道路》便是。
    所谓新道路那就是人口史，军事史，宗教史，政治史。《大革命史的新道路》是一本1974年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的文集，收入了不同作者撰写的有关上述各专题史的文章。还应提到的是社会语言学。雷吉纳·罗宾的《1789年的法国社会》便是使用社会语言学来分析一个地区的陈情书。可惜，社会语言学使用的一套专门术语使读者望而生畏。
    专题研究：各个时期
    关于大革命的最初三年，没有特别重要的著作问世。米哈伊尔·肯尼迪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俱乐部，最初几年》记述的是1791年夏季外省雅各宾俱乐部从建立到分裂的经过。这本书既不同一般又令人感兴趣，因为过去研究的主要是共和二年的巴黎雅各宾俱乐部。肯尼迪考察了439个俱乐部的结构和发展， 其中四个是在1789年以前就存在的读书小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某些俱乐部中共济会会员很多，但没有一个俱乐部是直接从共济会的基层组织演变而成的，对3,882个雅各宾俱乐部所作的统计表明，按职业区分，它们的组成成分为：教士占6.7％，小店主或工场师傅占13.4％，自由职业者占13.4％，商人占12.1％，手工业者占24.2％，贵族占0.6％，农民占1.1％。若干俱乐部中有妇女，甚至有儿童。作者考察了这个时期直到路易十六逃奔瓦伦前雅各宾派的思想和民主舆论的发展；瓦伦事件后，雅各宾派便四分五裂了。
    另一个得到较多研究的时期是1792年下半年，废除君主制，审判路易十六都发生在这个时期。马赛尔·兰哈德于1969年出版了一本深入研究1792年8月10 日事件的书《王朝覆亡记》，他搜集了大量文献，并收其中最重要的作为该书的附录，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他指出，国王的逃跑，他的失败和停职一方面证实了他的叛卖行为，另一方面也向法国人民表明，他们完全可以没有君主而生活在共和国中。作者认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逆转，1792年4月的战争本来可以避免， 拉法耶特本来也许在6月份可以战胜雅各宾派。可是，事件始终朝着最不利于国王的方向发展。由于立法议会在8月初举棋不定，致使起义成为不可避免。作者认为， 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既不是丹东，也不是罗伯斯庇尔，而是巴黎最激进的革命分子以及马赛和布列塔尼的联邦主义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