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思想和心态史
    五十年来，思想史或是被置于不重要的位置，或是如同法国那样，仅由一些文学艺术家在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人们通常认为思想属于上层建筑，因而其重要性不是很大。可是，近十五年来，不同的认识已形成，而且除了思想外，人们还开始用新的方法研究心态。
    在众多的思想中首先要提民族主义。这个词似乎是在德国形成的，而且在十七世纪中叶就在莱比锡使用起来了。可是，使这个词具有现代所赋予的意义，并将它传播到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毫无疑问，那是法国大革命。197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讨论会上，法国大革命史国际委员会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考察。
    共和思想也未得到很好的认识。克洛德·尼科莱的《法国的共和思想》一书资料翔实，很有启发性，此书指出了从十八世纪中叶至今，人们对共和思想的认识。
    共和思想过去主要是由一些思想家阐发的。历史学家长期忽视对这些思想家的研究，这种情况近来有所改变，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著作。若河纳·基钦的《哲学小报（旬报）》论述思想家们办的一种哲学性的小报；塞尔吉奥·莫拉维亚的《法国社会的哲学和政治（1770-1810）》论述启蒙思想的终结；马克·雷加多的《哲学十年（1794-1807）》可以作为工具书使用。美国史学家埃梅特·肯尼迪为“意识形态”一词的发明者，被奉为宗主的戴杜特·德特拉西写了一部出色的传记《戴杜特·德特拉西与“意识形态”之起源》。我们看到，对曾经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意识形态”作深入研究的作者，有的是文学艺术研究者，有的是外国人，法国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依然是空白，令人遗憾。
    然而，法国史学家对宗教思想的研究很有兴趣。罗伯尔·普隆热龙的《启蒙时代的神学和政治》值得注意。启蒙思想引起了神学中的论战，大革命使之进一步加剧。拥护宪法的教士们通常在思想上也是新派，而拒绝宣誓的教士们则往往是旧的保守立场的卫道士。双方争论的问题很多，如：诛杀暴君、人权、所有权、共和制、世俗婚姻是否有效，教士可否结婚等等。普隆热龙认为，政治神学给世俗社会带来了许多具有重大价值的积极因素，它给自由主义分子提供了大部分论据，使他们得以进行反对十九世纪教会倒退的斗争。流亡或流放到罗马的教士约有三千人，他们遭到冷遇，因为有人怕他们在意大利传播革命思想，他们被关在修道院里。热月9日后，他们立即开始返回法国。勒内·皮什鲁的《流亡或流放在教皇国的法国教士（1792-1800）》对这些人进行了研究。
    让-克洛德·梅耶研究了上加隆省的教会人士在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同时也描述了当时这个省宗教生活的变化。这本《1789-1803上加隆省宗教生活》有三点发现。第一，与史学家过去的认识相反，拒不宣誓和宣誓后又翻悔的教士在全体教会人士中是多数，其原因可能是有一个秘密会社在大革命期间阻挠教士宣誓。这个秘密会社基于纯宗教目的创立于十七世纪。作者给拥护宪法的主教雅辛特·塞尔梅以很高评价，这位主教表现了宽容精神，1797年以后，他希望拿破仑通过妥协恢复宗教和平。
    伏费尔致力于非基督教化的研究。在《巴罗克的虔诚和普罗旺斯的非基督教化》一书中，伏费尔研究了众多的遗嘱后指出，虔诚的语句在大革命前已逐渐减少，这就说明，法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已经开始。他的《普罗旺斯人对死和彼岸的观念》一书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这种演变。但是，伏费尔这方面研究的最佳著作是关于共和二年非基督教化的那部著作。他如同以往那样，依然使用计量方法，通过各省去职的教士人数说明非基督教化的程度。钱拉·绍尔维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方法。伏费尔着重研究了法国东南部的21个省，他指出，在二万名教士中，去职的有四千四百人，但这些人的年龄，地区和去职的时间分布都很不均匀。教士的去职往往是身不由己的，能以此来说明非基督化的进程吗？这个问题有待讨论。
    关于其他宗教和信仰，有索布尔等人编的《犹太人和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的文集，在会上发言的史学家对犹太人被同化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共济会不是宗教，也不是生活方式。有人把大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共济会的密谋，至今仍有人持这种看法，达尼埃尔·李古的《法国共济会史》便是支持这种无稽之谈的。
    在大革命时期的宗教政策中，除了户籍登记世俗化外，还有一个教育世俗化问题。近年来研究教育成风。《法国大革命史年鉴》1981年第1期是教育问题专辑。自1789年以后，在中等教育中，中心学校是最大胆最具特点的尝试。这一期中还有文章谈到教员、语法和历史教学等等。阿尔比中心学校是最成功的一所中心学校，马赛尔·居伊的文章对它进行了考察。
    大部分寄宿学校过去是国王的军事学校，其中最著名的学生最多的索雷兹学校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始终没有停办。弗里伊霍夫等人发表在《法国大革命史年鉴》1981年第1期上的文章只简述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助学金和领取助学金的学生究竟如何，我们至今所知甚少。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帕尔梅对此作了可贵的澄清，他的这部著作题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学校》。安东纳·莱昂的《法国大革命和技术教育》指出，技术教育发端于大革命时期，但那时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成效并不很可观。
    大革命不只在学校里教育孩子，还通过节日教育成年人。有关革命节日的著作很多。我们只能选择其重要者略加介绍，其中有莫纳·奥祖芙的著作和米歇尔·伏费尔的著作，以及克莱蒙-菲朗学术讨论会文集。这次讨论会在1974年举行，讨论了大革命的节日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路易·贝热龙所作，关于革命节的日期和种类；另一篇是米歇尔·伏费尔所作，从社会学和意识形态角度研究这个节日。莫纳·奥祖芙也提交了论文，论述群众想象力的更新，不过，她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她的《大革命的节日》一书中。
    革命节日的典范是1790年7月14日这个联盟节，这一天群众最自发，因而最成功。其余的节日日趋冷落，官方色彩越益浓重，督政府时期尤其如此。伏费尔分析节日时，把它局限于普罗旺斯地区，但把它放在更长的时期中加以考察：1750 -1820年。此外，他不限于研究公共节日，而且还研究私人的节庆，如命名日，婚礼等。由此他发现，革命节日并非突然冒出来的新事物，而是有其悠久和缓慢的发展过程的，他的这部书名为《普罗旺斯节日的巨变》。
    在众多的革命节日研究中，克洛德·帕蒂的一篇文章值得一提。他提到了共和二年在某地举行了一次节日活动，一些当作嫌疑犯关押的富人被释放，以便让他们为参加宴会的穷人端菜送酒。
    节日有其教育意义。然而，除了教育和节日外，新闻不仅有提供消息的作用，也有教育公众的作用。自从《法国新闻通史》第一卷出版后，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盎格鲁-撒克逊的史学家这方面的著作尤多，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图书馆中藏有大量的法国报刊或复制品，进行分析很方便，而且还可利用法国的档案馆作为补充。我只提一本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著作《农村小报》，作者是梅尔温·埃德尔斯坦。法国史学家马克·马丁则揭示了过去不大为人所知的另一个情况：为军人编辑的报纸。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类军报可称是最早的一批；在全民动员的大革命时期，这类报纸的政治影响不容忽视。
    我们至今很不了解外省的革命报刊，可资利用的目录一份也没有。马赛尔·伏涅编出了五卷法郎什-孔泰地区报刊研究资料，其中有一卷是大革命时期的。1791年至1795年在贝尚松出版的《快艇》报在这一卷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张反对一切宗教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