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经济和社会史
    三十年来，经济和社会史研究进展巨大，主要成果是在“长时段”中取得的。然而，单就大革命时期的十年而言，也有一些优秀的著作，使我们的认识为之一新。人口史方面，有马赛尔·兰哈德及其学生们的《法国大革命人口史论文集》等著作。社会结构方面，有让·桑都的论文集。关于封建制度的废除及其后果，有1963年图鲁兹学术讨论会文集《西方世界封建制度的废除》。经济方面则有路易·贝热龙的《从执政府到第一帝国的巴黎银行家、大商人和工场主》。
    兰哈德的人口研究纠正了我们的认识。雅克·杜巴基埃的一部综合性著作谈到了兰哈德的研究成果。例如，1789年法国的人口大致是二千八百万，而过去总以为是二千六百万。1800年时法国人口增为二千九百万。从1792年到1815年，死于战争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万，即平均每年为六万，这就否定了仅在旺代战争中就有五十万人死亡的说法。城市人口有所减少，1789年巴黎人口为六十五万，1806年降为五十八万。
    让·桑都研究了所有图鲁兹人的财产，其依据是户口登记中的婚约和继承合同。罗马法在图鲁兹全面实施，90％的夫妻订有婚约。这些婚约表明夫妻双方建立家庭之初的财产状况，继承状况和婚约解除时的财产状况。这本名为《大革命时期图鲁兹的财产和社会集团（1789-1799）》的主要部分是静态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分属于不同社会集团的图鲁兹居民的财产状况的真实写照。此书的补充部分则叙述大革命时期这些财产是如何变动的。桑都区分了十四个社会集团，最穷的每人只有三法郎，最富的每人超过一百万法郎。但与波尔多和巴黎的富翁相比，图鲁兹的财主就相形见绌了。百分之二的图鲁兹人的财产超过二万五千法郎，这些人可以被称作富裕阶层；百分之三十一的人的财产不超过一百法郎，这些是贫民。占人口百分之一的贵族拥有全部财富的63％，市民阶级（桑都认为占人口的73％）拥有全部财富的36％。全部财富中有一半在乡村，五分之一是建在图鲁兹的不动产，另有五分之一是动产，股票只占3％，各种定期收入占11％。在这种状况下，不动产的出售改变了财富分布状况。贵族大大受损，因为不仅一部分财产被没收，而且为了弥补失去的封建和领主特权，还得出卖一部分财产。大资产阶级则大发横财，小资产阶级也得利不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从图鲁兹一地得出的结论能用于别处吗？雅克琳娜·贝雍-托莱的《比伊-昂-菲莱地区和法国大革命》是一部与桑都提供的情况作比较的书。作者没有以户籍册为基础，她依据的是很精确又保存极好的税册。与桑都一样，她也划分了社会集团，而且还按区划分。比伊是个比图鲁兹穷得多的城市，若能将两个城市作一番比较，那就很有意义，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作者若能继续作经济分析，此书也算很不错；但她在此书的第二部分却论述起各种事件来，并作出结论说，大革命对比伊这个城市是有害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理查德·科布专门研究穷人，尤其是那些不入户籍，不纳税的无正当职业者，可是，这些人仍逃不过警察。所以科布的依据是警察档案。与前面提到的两本书不同，科布的著作不从数量上去研究。作者声称厌恶“系列史”，喜欢以讼案研究为借鉴，讼案研究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很受重视。因此这本书中写了大量人物的生平，而这些人是历史学家们前所未闻的，他们因各种劣迹而被警察纪录在案。此书能让我们深入地了解人民阶级的心态而不是他们的结构，它告诉我们白色恐怖在南部和西南部是如何进行的，同时也表明了缺粮在农村引起的后果。
    农民占当时法国人口的85％，1789年他们是否受到封建制度不堪忍受的重压呢？1968年在图鲁兹召开的国际讨论会上，来自十八个西方国家的专家勾划了旧制度末期各地区的状况。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1789年前夕，法国的领主制和封建制虽较东欧为轻，但并非只剩微不足道的残余；尽管各地程度有异，封建制度依然沉重地打击着农民，它依然是领主们重要的收入和声望的来源。图鲁兹讨论会后，研究成果纷纷涌现，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各领地封建制度程度不同，但与某些作者所说的相反，只有极个别地方的封建制度已削弱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图鲁兹地区的48个领地上，封建性收入和领地上的收入占领主总收入的18％；对农民来说，这部分支出占总负担的10-15％，加上什一税，则共为25％。缴纳封建赋税常常引起讼案，从1730年到1790年，告到图鲁兹司法总管面前的这类案件就多达1,184件。 在勃莱地区，农民的封建性负担介于1.5％与18.4％之间。各地的陈情书虽未提出全部废除封建制度的要求，却都要求减轻或废除某项税。尽管什一税不是封建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农民看来，这两者却难以分开，因为收税官总是那几个人。十八世纪下半叶，加斯科尼的农民拒缴什一税，其声势几乎发展为起义。领主和封建制度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神话，在法国所有地区，“封建反动”都以重造领主土地册的形式出现。不了解或否认这一点，就根本无法理解1789年7月的农民大起义，也无法理解此后农村的动乱为什么直到1793年7月17日法令完全无条件地废除封建制时方才休止。苏联史学家阿多研究了1789年至1793年的农民起义，他指出，在封建制度完全废除之前，整个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一处是平静的。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提出了平分公产和土地的要求。弗洛朗斯·戈蒂埃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道路，以皮卡底为例》研究的就是这种要求。然而，不能把这种要求看作普遍的要求，在另外一些省里，农民坚决反对平分公产。大革命究竟加速还是延缓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形成，这个问题一直在讨论。索布尔有关这种问题的文章全收编在《大革命的农民问题》中。
    农村经济只是整个经济的一个方面，近年来，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很少有人过问。商人，银行家却有人研究。路易·贝热龙研究的是巴黎的银行家和商人。这些人通常靠投机国有财产致富，于是在巴黎开银行，有的还成功地开设冶金、纺织和化学工厂，贝热龙认为，“由于在巴黎集中了资本和经营者，法国十九世纪的经济才得以重新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