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次实验：两种非殖民化方案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那个所谓的“问题”，换言之，即非殖民化的问题。同样，如果我们在此浅尝辄止地看问题，就会认为法国曾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非殖民化的方案。据此，在其第一阶段，时间上是在1944年至1958年间，法国是一个处于守势的然而仍不失为强大的殖民宗主国，她拒绝同意任何一个殖民地的独立吁求，即使同意也会附加诸多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于1953年至1954年间在突尼斯引发了一场严峻的危机，同时在摩洛哥几乎导致内战，而在1946年至1954年间在印度支那表现为一场名副其实的武装冲突。紧随其后的便是1954年至1962年在阿尔及利亚爆发的独立战争。此时我们须记住，第四共和政体是一个在殖民地独立战争中疲于奔命的政体，同时我们还须补充说明，在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本质上的区别。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从法国的角度看，涉及的只是职业军人（显然这绝不会是印度支那人的观点，他们会认为在这场涉及到他们每一个人的战争中投入了全体军民），而且是在一个法国本国人数较少且远离法国的土地上的战争。而阿尔及利亚与所谓的法国本土的联系则更为紧密，那里有按照法国模式依样画葫芦地组织设置的三大行政省区，那里生活着已经延续了好几代的，人数近一百万的法国人，这一切因素决定了这是一场性质含混不清的战争，类似于在国土上维持治安秩序的军事行动，法国甚至投入了应征入伍的新兵，很多人可能是正在服义务兵役的法国男性青年。
    根据这种传统的法国非殖民化历史的观点，正是多亏了戴高乐将军，法国才得以走出危机。1958年的宪法赋予了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可能性，然而途径有二。其一是立即获得独立（几内亚为此种情况的唯一案例），其二是通过过渡阶段获得独立，即先建立一个英联邦国家共同体模式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短暂的共同体，然后再获完全独立。1962年，当所有共同体成员国都获得完全独立之后，这个共同体也就在事实上消失了。
    此番我又一次认识到这一历史进程远为复杂和丰富多彩，尤其是这一历史进程将我们一直引入今天的现实。第一，如果我们认为第四共和国仅仅选择了拒绝非殖民化的政策，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夸大其词的漫画式理解。仅仅在一年之内（1954-1955），就有两届由选民以典型的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领导人领导的典型的议会制政府，而且这两届政府首脑，一为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一为埃德加·富尔，他们在意识形态格局中采取的均为中间偏左的立场。他们通过谈判的手段分别解决了三次严重的殖民地危机，印度支那战争，突尼斯危机和摩洛哥危机。翌年，第三届中左政府（由居伊·摩勒领导的政府）在社会党部长伽斯东。德费尔的推动下，启动了使殖民地国家得以获得独立的机制。伽斯东。德费尔制定了一项被人们称之为“框架法”的法律，促使非洲殖民地诸国获得行政自治的权力，同时将这些国家新一代精英纳入了这一进程，以致这些精英后来自1958年起都纷纷成为年轻非洲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曾经为联合国托管的喀麦隆和多哥两国，在戴高乐将军重返政坛之前就已经被纳入了赢得独立的进程，因此这两国的独立与戴高乐将军无关。而所谓的戴高乐重返政坛一事，我们切不可忘记，这根本不是为了让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当时恰恰是为了不让她获得独立！然而戴高乐本人的政治天才在于，首先是继续进行，并且也曾真的加速进行了由第四共和国启动的非殖民化进程，然后在经过两年的深思熟虑之后，面对已经变得对法国愈来愈不利的力量对比的格局作出妥协退让的姿态，换言之，是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作出了让步，以便将他的精力和整个法兰西的精力集中用于实现他真正的政治方案，而这个方案从来就不是非殖民化，因为非殖民化曾是他背负了4年之久的沉重负担。他真正的政治方案乃是法国面对美国获得独立和法国重建其世界大国的地位。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到1962年为止，法国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其殖民地问题。直到今天，法国仍然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殖民地幽灵的阴影之下。这些幽灵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定期地出现并搅得法国不得安宁。第一个幽灵：法国在对海外领土的政治管理上继续遭遇反复出现的难题，从科西嘉到波利尼西亚，莫不如此。第二个幽灵：传统上外国移民非常少的法国如今已成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的接受外国移民的大国。而在外国移民中首屈一指的便是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来自黑非洲的移民，来自美洲的非洲后裔移民，来自中东和亚洲的移民。然而我们若仅仅停留在对此问题的观察仍然是不够的。
    就此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文化上的遥远距离和融入社会的能力之间并无联系，这是因为下述两个事实：其一，法国的中国移民族群在融入法国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比例如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少得多，尽管阿尔及利亚移民中因为在法国出生的缘故，按照法律，出生后就拥有法国国籍的人占了大多数。其二，出现恐怖主义动乱的地方，既非波利尼西亚，也非安的列斯群岛，而竟是近在咫尺的科西嘉……但愿诸位不要误解了这个幽灵的比喻，因为并非所有的幽灵都具有负面的色彩，并非所有的幽灵都对我们怀有敌意。
    非常值得深思的是，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解放纳粹种族灭绝集中营60周年纪念，而在法国同时亦是开始就美国词汇中所谓的“后殖民”问题展开论战的重要年份，论战围绕着有关法国参与黑奴的买卖的历史记忆，有关奴隶问题的历史记忆，有关殖民时代的历史记忆展开。我在此可以预言，未来的几年中法国公众就这些问题的讨论将与这些年人们有关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讨论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不管怎样，这样的一场讨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将及时地提醒我们：常常为人所遗忘的一个法国基本特征便是，与西方其它强国相比，至少自一个半世纪以来，伊斯兰文化和非洲文化在法国占据着一席突出的地位。伊斯兰文化和非洲文化的存在，不仅会导致一些冲突，同时也是法国文化多元和文化开放的一个因素。在此方面例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