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四次实验：“地方代替中央政府施政”
    直至1981年，法国没有缺少过这样一些具有常识的分析家，他们预言法国政体已经被锁定，认为它不仅赋予共和国总统以特权，而且法国政体由于选举法的缘故，还赋予大选中领先的政党以特权，因此在实际运作中，总是朝着有利于右派阵营的方向进行，尤其是右派阵营曾经先后成功地将其势力扩展至中右诸政党（1969年，乔治·蓬皮杜担任总统），并随后接受了总统一职并非为戴高乐主义者所专属这一事实（1974年，来自一个所谓“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右派政党的领袖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总统）。然而这些分析家们没有看到的是，其观察到的事实反之亦然。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右派已经无法再扩展其地盘，因为其储备业已耗尽。其次，左派阵营出现了自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逆转并朝着有利于自1944年以来降为左翼第二大党的社会党的方向发展，而且赋予大选中领先政党的特权有朝一日竟会朝着有利于一个正处于社会学意义上脱胎换骨，意识形态学意义上改头换面阶段上的社会党的方向发展。1978年，共产党领导层尚拥有为避免社会党在左派阵营中占主导地位而阻止左派在大选中获胜的足够力量，而到了1981年，共产党已将其丧失殆尽。而右派阵营则不得不在其管理国家期间对内部不同派别进行政治红利的分配，因而在面对经济危机和内部党派分裂时束手无策，而左派阵营各政党则在收获因其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业绩而带来的投资回报（尤其是自1978年左派联盟在市镇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因为左派联盟在地方管理中团结一致，在社会政策方面充满活力。
    在此问题上，若对此一阶段作一小结，同样须将其定位在三个时间段上加以考察：最初的几个月中所产生的近期影响，其后在六年左右的时间中产生的中期影响及在25年后产生的长远影响。我们也须以同样的辩证法来作这个小结。从经济发展规划的角度来看，左翼联盟的实验很快就夭折了：1981年至1983年间法国经历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自此之后便持续至今地转入了与之相反的，企业全部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的进程，最终涉及到的企业不仅有在法国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后国有化的企业，甚至还有其国有化一直可以上溯到19世纪的企业，如法国邮政总局。然而如果我们审视一下现代法国社会经历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和国家放松对视听媒体（广播和电视）部门的控制这两大变革的话，那么我们便会发现，法国自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经历的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形容词毫不夸张）却完完全全是由于1981至1986年间左派执政期间作出的重大决策的结果。法国自此在大区一级建立起了可以代替中央政府行使真正权力的施政机构并将广播电视部门从国家的垄断下解放了出来。其结果便是在今天的法国，毫无疑问，相当一部分决策权已经不复属于中央政府，一小部分决策权归属行政省，而多数决策权则属于大区和大城市，而大区与大城市自身也已经扩展为联合了众多市镇的“共同体”。此一进程通过中央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下放并由国家赋予地方行政机构以更多的编制和执行预算方面的自主权而得以强化。目前这一权力下放进程仍在继续，因为其准则在于国家向地方政府（市镇，市镇共同体，行政省区，大区）转移行政管理工作，而同时对所涉及的公务员而言，国家保持他们的各种职业性社会保障及待遇不变，尤其是保持公务员招聘的全国性架构不变。同样，很明显，今天在广播和电视领域内，那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在法国实行的该部门对于政府的依存性规则而导致的局面已经离我们相当遥远了。自此以后，问题即已转移至有关企业：假如会出现新的依存性，那显然不会是对于公共权力部门而言，而只会是对于私营企业的依存性。
    与社会党初衷相悖的是，在社会党于1981至1986年间领导的所有实验中，这个充满了自由化色彩的小结才是最能够持续下去的成果。与之相反，在公共政策方面，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差别至少在两个领域内继续表现出来：一是社会政策，一是文化政策，而文化政策方面，除了由文化部管理的领域外，还包括国民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
    一般而言，左派政府在其执政的两个时期内恰恰是在这两个领域内动用了大量的资金手段。因此，一方面，虽然在左派内部，共产党不断地受到削弱，同时其它政党（如生态主义的绿党和另类全球主义者却在不断成长起来，然而左派联盟却清楚地证明了它管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还证明了它给法国社会留下自己管理印痕的能力。然而在另一方面，左派的政绩更多地体现在增加公民的自由权方面，而没有体现在增加公共服务方面，因为在近25年来公共服务领域不进反退。尽管如此，今天的法国在左翼和右翼两大联盟的两种社会保障方案之间依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在法国思考问题时必须总是从左右两极的角度去思考，而这恰恰是第五共和国政体的又一个成果，就目前而言，第五共和国政体继续在发挥作用，致使所有建立第三类政党的企图皆归于失败，就像在英国和美国政体中实际发生的情形一样，尽管其政治机制发挥的功能与法国很不相同。这里我们又回到了作为出发点的体制问题，对此我们不应有所低估。左右两大阵营在其组成的近30年间，既在其内部机构上，又在其治国方案上均发生了变化，然而，处于这两大阵营的政治游戏格局外部的政治势力，迄今为止均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
    正是由于这同一个原因我想在结束之际强调一下本论文的第五点，但我只能满足于将对此一问题的最后一点的粗浅研究提交各位以便抛砖引玉。当然这最后一点也是百分之百地与体制问题有关。最近发生的否决欧盟宪法条约的法国全民公决一事向拒绝看到这一点并认为如今一切问题都只是技术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运动的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此一事件远远超出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因为它涉及到处在一个愈来愈全球一体化（法国人称它为“世界一体化”，而英语国家则称其为“全球化”）的世界中的法国人民族特性现今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地说，一部分在五十年前仍旧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今天由于国家主权向欧盟和有时向全球性组织的转移而已经变得十分的淡化了。换一种更为直截了当的说法，法国总统选举的重要性今后看来已经微乎其微了，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选总统处理有关“世界事务”的实际权力在今天，在不断上升的地方权力和超民族国家组织机构的权力的夹击下，已经非同一般地被缩小了。法国知识界的争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这些争论的质量比以往（如在冷战时期）的争论的质量要低一截，情形恰恰相反。只是目前这些争论比起让-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时代的争论，其国际影响要小得多。因此在其它方面也莫不如此。
    此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法国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业已终结。人们甚至可以认为，一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法国的角色在未来还会有“美好的时代”供其大显身手，然而今后主要恐怕得通过欧盟的舞台来展示此一角色的内涵了。尽管欧盟并非主要依照法国模式建设起来，然而法国模式在欧盟政策的诸多不容忽视的领域内还是发挥作用的。最近法国全民公决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至少再一次证明，在没有法国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无法以欧盟的名义去加以实行。人们可以认为这种权力完全是消极的权力。由于欧盟各强国均拥有同等的权力，我们可以从反面得出结论说，即便民族国家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有时会被欧盟权力抵消而失去作用，但它常常也由于欧盟的规模而成倍地增强。由于这个事实的缘故，法国的特性获得了一个崭新的维度：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的特性是可以直接“出口”的，在戴高乐将军的年代，必须依靠更多地引起争议的“样板性”来推行，在欧盟一体化的今天，所有可能的模式化过程均须在公众辩论的空间内探讨其可行性，其中包括欧盟诸理事会，欧洲议会和大众传媒等等。就民主的角度而言，这也许并不比过去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