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次实验：民众的抗议运动
    法国社会所具有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化解”自身危机的能力，在1968年5月风暴中再一次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如果我们来反思自有关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动荡结束以后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这场危机，我们就会发现，这场名副其实的政治“实验”在法国政治的历史上竟无一个十分明确的形容词来界定它：它既非一场革命，亦非一次造反；既非一次叛乱，亦非一次暴动，然而它是“68年5月”或“5月”，或进而言之，曰“68年事件”。指出这一危机的特征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说它当时在其后四、五年中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乃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既是一场政治危机（直接导致了国民议会的解散，政府的更迭，一年后又间接地导致了戴高乐的辞职归隐），又是一场社会危机（出现了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罢工运动），然而其根源既非来自议会，亦非来自某一政党；既非来自工会，亦非缘于国家处于经济危机的状态，而是缘于由年轻大学生们掀起的一场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运动。
    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因为两个原因而对其产生的中期性影响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其一，从作为传统的政治革命方案的先驱的角度来看，5月运动无疑是失败的。1968年春天鼓动大学生提出改革吁求的所谓“左”倾的政治组织自1969年起就开始走下坡路，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或明或暗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场“生长发育”的危机，正如我们常用来说明青少年生长发育期出现的骚动不安的情绪一般，而当时的危机恰恰处于战后30年经济增长曲线的高峰期并开始下行（所谓30年光荣的增长期），这个时期正是一个繁荣的社会（而非处于经济危机的社会），这次事件是由于意识形态的调整而导致的危机。换言之，这一曾在1968年风靡一时的“抗议”风潮，若从这个角度来看，若将这一风潮与其自认为揭开了其序幕的21世纪的今天法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68年的抗议活动犯了一个时间上的错误。
    因此，在这个方面，对于人们给予该风潮的历史结论，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加以权衡，并提出将重新赋予这些“68年事件”以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的诸多要点（将其称为“所发生的事件”最为准确，因为它百分之百是一次历史的偶然事件）。
    首要的是对所谓的“左”倾势力被稀释冲淡的问题，应该更加细致地加以分析，并认识到当年有那么多非常“前卫”的创见，被用于解决一些虽是局部性然而又十分具体的问题，它们获得了成功，似乎可以说是专业化的“左”倾势力取代了普遍性的“左”倾势力，进而言之，当时社会上的某种激进主义后来逐渐体现为由5月风潮中成熟起来的孩子们（并非人人如此！）带来的社会本身在法律和风俗习惯上的诸多深刻变化，如女权主义和对同性恋等少数者群体权益的捍卫，如生态环保主义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如强调保护多元文化色彩的地方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窥一斑即可见全豹：1975年议会通过的使堕胎合法化的韦依法案，其整个过程，便是激进的女权主义活动家们在“民间社会”中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的结果，这一斗争最终迫使当局改变了当时存在的严厉禁止堕胎的法律措施。虽然人们总会认为，这些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进化迟早都会发生，然而他们毕竟忘记了这一点，即在某一国人民的历史上，重要的并非该国人民是否追随其它国家人民所选择的道路，而是她自己为达到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而走过的特殊的路程……
    这样一来，法国公众和史学界针对1980年以降20多年中出现的问题频繁进行辩论的主题便清晰起来：今后知识界的讨论在这场辩论中所占的位置怎样？这是一次文化危机么？是由于知识界的沉默么？是国家的衰亡么？我又一次发现，问题并不在此。一方面，今天在法国知识界和学术界以及在传媒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乃是68年5月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虽然他们的激进主义理想业已消融于改良主义之中，但是他们的初衷在其改良主义的形式中依然可见。实际上，68年5月这一代人忠实于自己原初理想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不再过于重视有限意义上的“政治”变革（如体制的性质、对政治体制的控制等），而是高度重视那些社会实践形式方面的常常是激进的变革，一方面，如涉及到家庭和配偶，涉及到性关系等问题的变革，另一方面，如涉及到个人文化特性（如属性、族群、民族等）问题的变革。当代社会普遍地向个人主义社会转变的运动过程表现为某种享乐主义的趋势，法国在这方面虽非独领风骚（有西班牙的“摩维达”运动为证），然而却也显示出这个为国家所独有的特点。
    此外，以经典的政治学术语来看，这一代人曾经有过，而且事实上很早就有过自我表达的机会和测试其所表达的信息的极限的机会：1981年，正是大量在1968年批判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政治力量支持佛朗索瓦。密特朗，使其赢得了总统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