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真理是什么呢？“真理之为 物，无不在也。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 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 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 ”（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3～4页。）
    在他们看来，科学精神有五个特征：第一，崇实。科学的结构是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上的 ，所以第一须确定所研究的事实。知识的成立有官觉和推理两个途径，但是，这两个途径都 是常常引导我们走入迷误的。也就是说，这两个途径都易于产生错误，要获得科学知识就必 须先确定所研究的事实。第二，贵确。对于所研究的事实要使之精确，要究其真相，尽其底 细，不要模棱两可。要得到精确的事实，不出二法：一是分析，对于极复杂的现象，要层层 剖析以至其至简，以明其原因之所在。二是定量，普通知识之异于科学知识者，一仅及乎形 容，一必表以数量，因此，要进行定量的分析。只有做到了定性、定量，才可能使所研究的 事物变得精确。第三，察微。对于别人不注意的，要引起注意，这叫微小；对别人忽略的， 要引起重视，这叫微渺。第四，慎断。对没有足够论据的，没搞清楚、没有把握的，“不轻 于 下论断。”并引用英国人博鲁克（W.K.Brooks）的话：“能悬而不断，乃智慧训练的最大胜利 。”第五，存疑。“慎断是把最后的判断暂时留着，以待证据的充足，存疑是把所有不可解 决的问题，搁置起来，不去曲为解说，或妄费研究。”这五条是科学精神的基础，另外，科 学精神还包括不尊经、不盲从、不以势压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宽松、唯真理是从的 学术氛围。总之，要讲求科学，就首先必须有科学精神，这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兴起的思想 基础。
    科学方法是什么呢？“科学之方法，乃兼并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 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 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归纳与演绎既相间而进，故归纳之 性不失，而演绎之功可收，斯为科学方法之特点。”（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14页。）
    这里所讲的科学方法，主要还是指实 验主义的方法和形式逻辑中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在求真。从广义上说 ， “凡方法之可以致真者，皆得谓之科学的方法；凡理说之合于事变者，皆得谓科学之理 论；凡理论之不根据于事实者，而根据于事实而未尽精切者，皆科学所欲去。概言之：曰‘ 立真去伪’”（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20页。）
    。旧文人重章句而忽真义，往往言不由衷，言行相违，宛如两人。补救的方 法就是提倡科学，养成求真之精神。在确定事实的基础上，努力探讨客观世界的通则。“科 学方 法，在征集事变而求其通则。”“事变之通则，谓之科学之律例。科学观察事变，辨其 同违，比较而审察之，分析而类别之，得其事之常，理之通，然后综合会通成律例；此科学 律例之由来也。”（注：参阅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16～22页。）
    并且认为“所谓真者，事与律相符之别号耳。”求真不仅包括求个别事 实之真，也包括求得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是故研究之事，经纬百端，极其作用不过两事 。”“一曰观察，二曰试验。”并且认为科学方法在实施方面可以分为八个步骤：观察（Obs ervation）、试验（Experiment）、比较（Comparison）、分类（Classification）、概推（Genera lization）、假设（Hypothesis）、证验（Verification）、成律（Formulation）。前两步为求事 实的作用，后四步为综合的作用，中间两步为分析的作用。并且认为无论何时都存在因果关 系，而且因果律不含有意志在内，不含有强迫、前定等意见在内。
    胡适受詹姆士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一生提倡科学。他认为科学方法，就是实验室的方法 。可分为五步：“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 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胡适曾把这种方法概 括为三步：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是待证的假设 ；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注：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 页。）
    后来将其概括为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注：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208页。）
    这套以实验为中心的方法，显然受到当时自然科学观念和 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与自然科学家认识物质世界的观念和方法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一种典 型的以经验性、实证性为特征的近代实证史学的方法，为新历史考证学派提供了直接的方法 论。
    关于科学的属性。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科学没有任何功利，在“求真”而已。“真理既 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无庸勉强者也。是以‘求真’为主体，而实用为自然之产物， 此不可不辨者。”（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8～19页。）
    切不可因致用的目的而损害了求真。直到1945年出版的《科学概论》中 ，卢于道仍将客观性、准确性视为科学的基本特性。（注：卢于道：《科学概论》，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1945年沪版。）
    这种思想观念对历史学家的治史宗旨 有很大的影响。王国维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注：王国维：《观堂集林》附《观堂别集》卷四，《国学丛刊序》。）
    他还强调，学术只 是为了求真理，而不是管它有用还是没用。不要因一些基本理论似乎没有用就不去研究，现 在没有用，以后或许有用。并且认为事物不论大小，不论远近，都应研究，“苟思之得其真 ，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 ， 实由于此。”（注：王国维：《观堂集林》附《观堂别集》卷四，《国学丛刊序》。）
    顾颉刚则说；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 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注：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又说“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注：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