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傅斯年、陈寅恪本人早年留学英、德多年，“带着满脑子新思想”回国的傅斯年， 装的也都是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而傅本人实际上也充当了新历史考证学派的组织者和领导 人。
    在西方史学的影响过程中，胡适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本人不仅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大师之 一，实际上还是该学派的精神领袖。胡适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回国后 ，矢志不渝地提倡实验主义和科学的思想、方法。顾颉刚、傅斯年均是他在北大的得意门生 ， 其实验主义的方法和“历史演进的方法”，尤其对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治学思想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这一点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里面，顾颉刚本人说得非常清楚。胡适曾 把自己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有一句口头禅叫“拿证据来”， 证据的充分与否，是信仰和怀疑的标准。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 断。他说：“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 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 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的（无心的或有意的）可能 吗？”（注：胡适：《古史讨论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19 8 页。）
    这是严格的证据审定的功夫。胡适后来又提出述学、明变、求因、评判的治学思想 ，这些思想，事实上都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指导思想或共识。而实验主义、实用主义均导 源于西方的实证主义，这在当时均为国人所称赞的“严格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说，正是西 方史学的输入和影响，刺激、带动了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
    第三个方面，历史观念的变革。在20世纪初新史学、自然科学氛围和西方史学输入的影响 下，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化史观取代了循环论和历史退化观，成为不可动 摇的历史观，这整个改变了国人的历史观念，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兴起的内在思想基础。 受 文明史学的影响，历史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高于任何个人和集团之上的社会的历史正在 受到人们的日益重视，史学家的视野在不断开阔。史家的史料观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除了 继续重视文献资料外，更多地对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田野考古资料、民间方言风俗资料、 异域资料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求真的史学观念和科学的史学思想，成了此派史学家 坚定不移的信念。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曾豪迈地宣布“将历 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打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旗帜。胡适更是 对科学的治史方法乐此不疲，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王国维、顾颉刚等人主张为学问而学问 ，对史学只当问其真不真，不当问其用不用，把求真视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史学家已初步意 识到中国与外国的差距，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表示了羡慕和认同，世界观念、近代观念， 与 外国争胜的观念也已初步形成。这种历史观念的变革，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出现的内在动 力。
    第四个方面，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悠久的训诂考据的传统，特别是经过宋学和 乾嘉史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这一丰富的传统资源和大量新史料的 发现，是新历史考证学出现的基本前提。新史学在批判封建旧史学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也很快暴露出其自身的弱点。他们受今文经学派的影响，对 历 史的意义虽多有阐发，但对历史的材料和事实的考订却不免挂一漏万，显然不是历史学研究 的正轨。五四运动后不久即遭到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批评，陈独秀说：“浮光掠影的望文生 义而不能深入骨髓解析其内容，或者正是梁先生一生治学之受病处。梁先生果欲在学术界指 导青年，须先于自己受病处深加猛省！”（注：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新青年》1924年5月第3期。）
    针对梁启超高谈史义，浅尝多变的宿弊提出了 尖锐的批评。梁启超自己也承认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 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 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 。”（注：朱维铮校注本《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1985年版，第148页。）
    而新史料的大量发现，为考证学派矫正今文派的宿弊、从事历史考证研究提供了可 能。殷墟甲骨文字和青铜铭文的发现为商周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汉晋简牍的 发现，为研究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史地和汉晋的有关制度和风俗，提供了新的依据；敦煌千佛 洞的发现，则为六朝和唐代历史研究另辟蹊径；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为明清史的研究，更 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另外，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遗文的受重视，大批青铜器的出土，史前遗址的 发掘和整理，都为中国古史和史前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人正 是在历史观念转变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才显示出新考证学的威力，从而奠定 了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
    第五个方面，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对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起到了有力地推动。早在本 世 纪初，孙治让、罗振玉即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来研究中国的上古史。王国维由文学转 治史学后，更是沿着这种治史路向，把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切实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1911年 《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说：“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 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又说：“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 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注：王国维：《观堂集林》附《观堂别集》卷四。）
    确立了其求真和重视科学与史学关系的信念。1917年他 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以及《殷周制度论》奠定了利用甲骨文治史的 门径。为利用新材料、运用考据学方法治史开辟了新天地。1923年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 古史书》发表，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了有关中 国 古史的大讨论，全社会为之震撼。钱玄同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 精当绝伦。”（注：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1923年第10期。）
    胡适评价道，这次古史讨论，“可算是中国学术界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 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 要。”盛赞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一大贡献”。并且指出，今后古史讨论 的目的就是明白古史的真相，“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注：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努力》增刊《读书杂志》192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