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1920年8月1日给 胡适的信中说他到伦敦后打算专致力于心理学，并以生物学的一派与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的 一派为重点。说“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 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下半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并 且表示暂时不想做文章，原因之一就是“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很觉得自惭 了。”（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105页。）
    胡适更是一位科学迷，他不仅对实验主义哲学感兴趣，对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的自然 科学知识和方法更有兴趣，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 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 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2～3 页 。）
    他与“中国科学社”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科学社举办讲座， 邀请胡适到会演讲，讲的题目是《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注：见1939年上海三通书局初版的任鸿隽等著《科学讲座》一书。
    ）。胡适与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发 起 人任鸿隽关系更加密切，在“五四”前后近三十年内一直有不间断的通信来往，并且常常会 晤、同游、共同商讨各种问题，有时任鸿隽评点胡适文史方面的主张乃至新文化运动的事， 有时胡适则对中国科学社乃至中国科学界的活动出谋划策。总之，这些人在思想观念上， 在对待科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都是相通一致的。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处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头，有识之士试图以科学救国、振兴实业，普及与提高中国的科学 技术知识，开展科学研究，这种努力和探索对人文社会领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也 使这 些学科走上了追求科学化的道路。反映在历史学上，则对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 观等都有深刻的影响。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近代实证史学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 是在这种科学观念、科学氛围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科学观念和科学氛围为历史学 蕴育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二、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
    金毓黻总结近世史学发展时，指出：“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 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取斯二者述之，则大略具矣。”（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页。）
    在当时，新史料 的发现与整理自不待言，那么，新史学建设和新史编纂是什么意思呢？是用“近代最新之方 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03页。）
    又说：“近顷学者治史之术，咸赋予疑古之精神，而范以科学之 律令，又以考古、人类诸学，从事地下发掘，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因以改造旧史， 别创新史，盖蒙远西学术输入之影响，以冲破固有之樊篱，利用考见之史料，而为吾国史界 别辟一新纪元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40页。）
    道出了史学沿新历史考证学之发展趋势。
    新历史考证学思潮是如何兴起的呢？其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说：“后期史学（主要指新史学 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之前的新历史考证学。--著者）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 他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过去的乾嘉 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 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 科学的史学可言。……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 ，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 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在近百年中，新史料 发 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
    从三个 方面总结了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出现的“助力”，这是五十多年前的结论。
    从今天看来，综合考察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社会的变革和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批判的需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 内部一直蕴育着一种变革的力量。而变革的方向基本上是以西方社会为目标，以科学、民主 为旗帜。这种变革传统社会、追求近代化的思潮，导致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1900年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自维新变法以来的中国政治的彻底失败。批判几千年来的封建 专制主义，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已成为大多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共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 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旧史学有“四弊”、“两病”、“三恶果” ，主张要进行“史界革命”。（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
    以史学革命为武器，以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目的，有了这许 多共识之后，才有了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的爆发。但是，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仍然有着顽固 而强大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后不久，一批封建余孽为了政治上复辟帝制的需要，在社会上 一 再掀起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企图定孔教为国教，各地一些尊孔的文化团体纷纷出笼，对资 产阶级新思潮进行了凶猛的反扑。在史学上，康有为等人怀着孤臣孽子之心情，坚持用封建 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修史，传播迂腐不堪的封建正统主义和伦理史观；以修史为名，反对辛亥 革命后的民国，反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封建旧文化遭到更为猛烈的批判 和抨击。然而，一些守旧学者继续负隅顽抗，攻击新文化是覆孔孟，铲伦常的邪说，鼓吹封 建复古主义。为了清算封建势力的余毒，彻底动摇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疑古史学再一次吹 响了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号角。这是在“新史学”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也是史学自身向 纵深发展的标志。也就是说，要完成社会变革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任务，就必须进行 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建设，这就为包括史学在内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史 学如何在本世纪初“新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以完成近代史学的转变，就成为 当时社会的一种客观需求。这可以说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兴起的社会基础和外部条件。
    第二个方面，西方的新史观和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刺激和带动了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 兴 起。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进化论已经传入中国，经过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宣传，对 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很快与传统的朴素进化思想相结合，被国人所普遍接受下来，到 二三十年代，进化史观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不可动摇的信念了。西方科学的史学方法的输入 又直接带动了当时历史学的发展。早在1902年，广智书局即刊印了署名“中国广东青年”翻 译 的《邈克尔传》，介绍了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的情况，次年，南洋公学译书院据英文 原本译出了卷一的前五章，并把巴克尔的观点概括为十个要点加以介绍，巴克尔是受西方实 证主义史学影响的“文明史学”的代表人物。1903年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由 中国学者翻译出版，该书计有六种译本，足见当时对中国影响之大。此后，坪井九马三、巴 恩斯、布瑞等人的著作，也都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他们都深受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如 坪 井九马三曾经留学德国，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很大。1926年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 《史学原论》经李思纯翻译出版，该书作于1898年，可视为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 的总结性著作，本书对中国的影响深远，新历史考证学的许多思想、方法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 比如，大家熟知的傅斯年“将历史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之主张，即来源于此 书。（注：关于这个问题，另有专文详论，不具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