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当时在德国 ，1926年在回国船上写给顾颉刚的长信中，称赞古史辨“是一切经传子集的总锁钥，一部中 国古代方术思想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颉刚是在史 学上称王了。”（注：顾颉刚编：《古史辨》第2册，第297～298页。）
    后来，傅、顾两人合作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并共同筹备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立志建设中国的近代历史学。所有这一切可以充分说明，古史辨 运动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先导，它切实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史学思潮的兴起。
    第六个方面，掌握了近代史学方法的史家群体和专业史学研究机构的出现，为新历史考证 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保证。王国维早年受过科学精神的陶冶，他通日语、英语、法语 ，对西学有很深地了解。他所翻译的英人耶方斯（Jevons.W.S）的逻辑学论著《辨学》，对形 式逻辑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在认识论上可以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他对中西方哲学均有 极深的造诣，对希腊古典哲学、叔本华、尼采、培根、霍布士、洛克、休谟、斯宾塞、以及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均有专论文章，这一良好的哲学素养，对他日后治史取得的骄人成就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陈垣“能读日文书，通过日本人的翻译，他读了西洋人的史学方法论， 确是事实”。（注：《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7页。）
    胡适留学美国，力倡实验主义，这是大家所熟知的。陈寅恪、傅斯年早年都 留学德国，深受兰克学派和历史语言学派的影响。尤其是陈寅恪长期游学国外达23年之久， 从1902年开始，先后在东京巢鸭弘文学院、庆应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 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专门学习、研究各国语言文字、社会历史 、人文等，据统计，陈寅恪通晓英、法、德、日、俄、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 、西夏、拉丁、希腊等17种语言，他对近代西学的修养至今也是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而这 些大家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得到科学方法的帮助，所以才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从而吸引 人们朝这个方向共同努力。欧美“汉学”研究成果的刺激使陈垣早年为防止文献外流，组织 了“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搜集整理工作。他常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 ……我们干历史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 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 他们。”（注：《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52页。）
    傅斯年也一再强调，中国史学显然发端较早，但后来落后了。“难道在这些学问 发达甚早的中国，必须看着他荒废，我们不能制造别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让别人制 造吗？”“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 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只能学习西洋人的治学方法：“借几个不 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66页。）
    因此，顾颉刚在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 国，给予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3页。 ）这些史学家们正是因为有了共 同的志向和共同的事业，才走到了一起。另外，北京大学研究所、清华研究院、故宫博物院 ，特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以及《国学季刊》、《实学》、《国学论丛》、《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学术刊物的创刊，形成了几个颇有影响的学术研究中心，为新 历史考证学的兴起起到了团结、培养人才，提供资金、资料、场所、阵地等纽带作用，为新 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有古代史学重训诂考据的优良传统，有近代科学观念的影响和历史观念的转变，有大量新 史料发现的物质条件，又有了具备近代科学素养的史学群体和供史学家进行研究的专门机构 、学术刊物的出现，在这些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以后，一股以考证、求真为共同主张的新历 史考证学思潮，在几个不同学派的相互激荡下迅速形成，并以汹涌之势影响中国近一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