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留学潮，自清政府于1872年首次派30名幼童留美开始，迄今已经历了130余年的历史。按戴逸的划分，它分为十代。[10]20世纪初出现留学日本热（第三代），从1896年至1911年清亡，中国留日学生竟达三万余人，仅1906年就有一万三四千人。[11]其后世风日移，被称为第四代的“庚款留美生”、第五代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第六代的20年代的留苏（俄）生、第七与第八代的欧美留学生，都把目标转向欧美。可见在民国时期，留学欧美已取代日本成为新的时尚。
    从本时段中西史学交流史来看，既然中国的西方史学需要从欧美直接输入，那么留学 欧美当然就是一个先决条件，留学生在中西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就不可或缺。对此，先师 耿淡如（1898～1975）1964年10月给我们谈起他的出国经历说：
    我本是一个农家子弟，家里很穷，常常是揭不开锅盖。父母没文化，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他们的胃口却很大，指望我能跳龙门。十九岁那年（1917年），我在家乡念完中学，只身来到上海，并且考取了复旦大学文科。我衣兜里没几文钱，交不起学费，那时又没有学生助学金的申请，只好一面干活（在图书馆抄写）挣钱糊口交学费，一面读书，就这样上完了大学，艰难地登了一次“龙门”。大学毕业后回故乡一所中学当老师，后又再次来到上海，进复旦附中教英文、史地等课程。白天想着父母要我出洋留学的嘱托，晚上做起了出国梦。……后来在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同乡富商的资助下，我在31岁时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圆了留洋梦。
    1932年耿淡如先生学成由美归国任教，从此与复旦大学结下了四十余年的不解之缘（这一点颇像19世纪德国史坛巨匠兰克从1825年进入柏林大学，直至1871年退休，在这所大学任教达46年之久）。三年后，齐思和也从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归国；又过六年（即1941年），吴于廑以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的身份跨入耿、齐两人就读的同一所美国大学……时年34岁的耿淡如、31岁的齐思和、33岁的吴于廑相继学成归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世界史研究，都成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成为输入西方史学的主师[12]。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到美国求学，赴欧洲深造，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接受“洗礼”，这与当今精英知识分子的选择，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但也稍有不同，民国时期留学生出洋学成即归国的多，而当今学成归国的少，更有不少是“信是东风唤不回”。
    在赴欧美留学的潮流中，学术界涌现出了如胡适、何炳松、陈衡哲、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梁思永、张荫麟、翁独健、黄延毓、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韩儒林、邵循正、罗念生、陈康、杨宪盖、严群[13]（p110），当然还有前述的耿淡如、齐思和、吴于廑等一大批民国史坛及新中国史坛上熠熠闪光的人物，为中西史学的会通与交融做出了贡献。
    当然，留学欧美成为当时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时尚”，一个重要原因是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直接推动了留学潮流的涌向。另外，也与当时高校领导层颇有前瞻性的人才 培养计划分不开。这里略举北京大学的二则材料，以资说明。
    马叙伦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中称：整理传统学术，“宜先培植能任整 理之人才，盖今日粹于国学之流，往往未涉科学之途径，使徒守成法，以谋整理，其成 绩或且不及乾嘉诸老”。于是，就有必要派遣有国学根基的人出洋留学，接受现代科学训练，以成新型的学术人才。
    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也“力主派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学习历史与地理，归国之后，任本系教授，庶史学系有改良之望”。[13]（p110）如姚从吾就是据此赴德学习史学，后来成了在中国传播德国兰克史学思想的得力干将。
    三
    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直接输入中国，其名著被大量译成中文出版，特别是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
    史学理论、历史哲学云云，学界颇多歧义，争讼不已。依个人愚见，在纷繁复杂的术语争讼中，应设置自己的“工作定义”，否则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必得寸步难行 。（注：这里所说的“史学理论”，从广义上而言，它既指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 认识，也指对历史学自身进程所作的思考。前者称之为历史理论（或历史观），后者称之 为史学理论，故狭义的史学理论仅指对历史学发展进程的认识。本文采广义解。以上所 言，是现今中国史学理论界的一种普遍识见（参见《史学理论大辞典》主编蒋大椿的“ 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哲学”，也包含了对历史 进程与历史学进程的认识，而不再细分“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详见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284页，第八章“历史的哲学观”）。我个人认为，“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两词涵义相近，有时可以互用，不过“历史哲学”一词哲学家颇多采用，历史学家则厌之，如法国年鉴派史家就很讨厌所谓的“历史哲学”。）
    是时，鲁滨逊及其弟子所阐发的“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德国兰克（L.Von.Ranke）及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美国杜威（J.Dewey）宣扬的实验主义，德国李凯尔特（H.Rickert）等人提倡的新康德主义理论，法国孔德（A.Comte）的实证主义，法国柏格森（H.Bergson）的生命哲学，德国黑格尔（G.Hegel）的历史哲学，德国兰普勒希特（G.Lamprecht）的文化史学，德国斯宾格勒（O.Spengler）和英国汤因比（A.Joynbee）的文化形态史观等等，都无须借助东邻（日本）而直接进入国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