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欧美相关名著纷纷被译成中文面世。举其要者有：
    [美]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
    [美]亨利：《历史教学法》，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
    [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
    [美]塞利格曼（R.A.Seligman）：《经济史观》，陈石字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
    [英]弗林特：《历史哲学概论》，郭斌佳译，新月书店，1928年。
    [美]绍特韦尔（James T.Shotwell）：《西洋史学史》，何炳松、郭斌佳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
    [法]施亨利：《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
    [法]瑟诺波司：《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大东书局，1930年。（又何炳松 译为《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30年。）
    [美]斑兹（Barnes）：《史学》，向达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
    [美]斑兹：《西洋史学进化概论》，雷震译，北京文化学社，1932年。
    [美]斑兹：《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
    [英]司各脱：《史学概论》，余楠秋、谢德风译，民智书局，1933年。
    [英]司各脱：《史学与史学问题》，翁之达译，开明书局，1934年。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又王灵皋译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名为《历史哲学纲要》，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
    完全可以这样说，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至30年代，是西方史学理论直接输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这在以上所列的翻译出版物中（注：还可参见侯云灏：《20世纪前半 叶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论著索引），载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256页。）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邹振环认为，20世纪2 0年代至30年代在上海形成了西书中译史上的“名著时代”[14]（p193）。易言之，在我 看来，这一时期也是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史上的“名著时代”。半个世纪之后，又发生了 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第二次高潮。
    在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作品，如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朱谦之的《历史哲学》等（1926年）、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年）、何炳松的《通史新义》（1930年）、卢绍稷的《史学概要》（1930年）、杨鸿烈的《史学通论》（1939年）、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9年）、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1945年）、林同济、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1946年）等等。
    在这里，对所述及的一书一人需稍作补充。
    一书即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这是一本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并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史学理论作品。对此作者在自序中写得很清楚：“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15]（p1）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翦伯赞在这本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结合中外历史的发展进程，阐发了唯物史观的方方面面，读后令人称快。[16]（p157）笔者要补充说的是民国时期的西方史学输入，不仅仅是由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手包办的，其中也有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的贡献，如李大钊，这里所说的翦伯赞也同样如此。读他的这本《历史哲学 教程》也可看出，他对自古迄今的西方史学的发展了解于胸，试摘引几段：
    “西方出现了希罗多德（Herodotus）、坡里比亚（Polybius，现通译为波里比阿）、李维（Livius）、塔西陀（Tacitus）这一些历史家，他们的历史著作虽然能博引详征，但主要的缺点还是不能理解历史的关联性，而只是迷惑于一些历史上的枝节问题。”[15]（p53～54）翦伯赞对西方古典史学家是熟悉的，并能洞察他们史学中的致命缺陷。
    翦伯赞在书中多次提到了圣·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他对之评价甚高，称：“奥格斯丁（Saint Auguest，现通译为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在这本书中展开他的不朽的历史理论。”[15]（p7）是的，由奥古斯丁所奠定的神学史观，在西方史学史上被认为是一场“新的革命”。
    翦伯赞认为费柯（Vico，现通译为维柯）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三分法”：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及人类时代，并且认定他是把历史材料加以科学的整理，以设定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最初尝试者与开始者。[15]（p9）的确，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历史哲学确实是由这位18世纪的意大利人奠基的。
    翦伯赞深谙康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尤其对黑格尔的“世界史之精神的原则”的剖析很细微，[15]（p58、74）这些就不再一一评述了。
    我们在此征引这几段文字，在于说明翦伯赞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推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输入了西方史学，尤其是西方的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