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即朱谦之。
    说起西方历史哲学的输入，大体说来，在晚清输入的是西方社会进化论。无疑这一学说的输入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政治命题非常合拍，因而它一旦传入，迅即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为此做过贡献。社会进化论在近代中国政治命题中起到过积极作用，同样，它也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演进提供了思想前提。然而，要奠立中国的新史学，只依赖社会进化论是难以完成的，还需求助近代西方历史哲学诸派别。五四前后，西方的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历史哲学相继传入中国，也很快地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共鸣。这里要补充的是朱谦之对输入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的贡献。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福州人。朱氏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考古和中外交通史等许多方面都有建树，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共撰写了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百余篇。[17]（附录三）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他在民国时期为中西史学交流，尤其是为输入西方历史哲学而作出的成绩。朱谦之在这方面的著述可罗列如下：
    《历史哲学》，1926年泰东书局版，1928年再版。
    《历史哲学大纲》，1933年民智书局历史哲学丛书之一。
    《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1933年民智书局历史哲学丛书之一。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书是从新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出发，解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 学，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
    《孔德的历史哲学》，1941年商务印书馆版，社会科学小丛书之一。
    《柏格森与新史学》，1945年《学术与教育》第1期。
    《黑格尔哲学》（五册），1949年稿本。
    通观朱谦之在这方面的作品，他所信奉的是克罗齐的“绝对的历史主义”，即是新黑格尔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一位忠实信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谦之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注：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1940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书名为《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89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第5册，哲学·宗教类影印），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以现书名出新版。1999年该书作为季羡林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之一，由河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分前论和本论两部分。前论谈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和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本论专讲中国哲学对欧洲启蒙运动，尤其是与法德两国革命之关系和影响，全书资料丰赡，论述别具新见。朱氏此书以有力的证据，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说明了文化交流的双向性，说明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此外，朱谦之在抗战时期，还倡导“现代史学运动”，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宣扬西方史学新说，为中国新史学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尤其他在《现代史学》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输入新黑格尔主义做出了贡献。
    四
    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中西史学的交流中起到了重大的与显著的作用。
    对于这一点，20世纪中西史学的翻译出版史可以佐证。笔者为知识领域所限，这里的 “采样”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这也许是很具范型（Paradigm，亦可译为模式、范式）意义 的。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从它创立的那一天开始，商务印书馆就以其“文化商务与商务文化”[19]（p3）的全新出版理念，与传统的出版业区分开来。百余年来，它致力于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尤致力于翻译出版业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谈论20世纪的中西史学交流，绝对是绕不开商务印书馆的。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80年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中一开头就说“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的确是这样，以民国时期证之亦然。
    说起商务印书馆，有两个人必须提到。他们两人可以见证百年商务的兴衰与沉浮，他们是“文化商务与商务文化”的实践者。进而言之，他们也是通过翻译出版为中西史学交汇与会通的功臣。
    一是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历官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政变时被革职，后从事学术活动，1902年入商务印书馆，自此全力投入出版文化事业。他曾主持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等，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了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