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王云五，笔者无心置喙（注：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一书，对王云五的出版理念与文化贡献等作出了很有见地的历史研究，王著也许是大陆学界第一本专门研究王云五的学术著作。）。我们不妨借章开沅的一段评论，对此作个交代。章开沅这样说：
    张元济与王云五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功臣，张奠基于前王拓展于后，各有自己特殊的角色与业绩，我们没有必要简单地加以轩轾褒贬。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由于长期对立，对当代人物的评价中常夹杂党派成见，应属学术研究之大忌。[19]（序言）
    他又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并非大奸大恶，只要是具有造福于社会且泽惠于后世的大功业，即不可一笔抹杀。……对于王云五这样的文化人（就其主要生涯而言）来说，更不宜因为他的政治取向有误，而废其言并废其功。[19]（序言）
    章开沅对王云五的评断，我以为是公正而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的。
    王云五自1921年入主商务至1946年离开商务，在民国时期的25年中，据王建辉的研究，王云五对于商务印书馆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主持商务的复兴事业、主持新式丛书出版、进行资本主义的出版管理方式也就是科学管理法的探索、扩大商务的出书和营业规模、开创文化商业化的成功模式。[19]（p272～274）王建辉进而指出：“王云五以文化的商业方式成为中国出版近代化的最重要的探索者，为中国出版业提供了一个商业的近代范式，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从传统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期从事文化活动提供了一个新典型。”[19]（p275）这是很得体而又公允的一种评价。
    我们这里只说一点，即王云五在商务主政时所出的丛书。这些丛书有《百科小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丛书集成》、《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我们选择后 两种为例，藉以说明题旨。
    一说《万有文库》。它共出两集，合计4000册，1710种。这套丛书选题广泛，规模宏 大，类似现代的百科全书，带引读者进入知识的海洋。王云五曾谈到这套丛书的构想： “数岁以还，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 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与夫农、工、商、师范、算学、医学、体育各科小丛书等。 陆续刊行者，既三四百种，今拟广其组织，谋为更有系统之贡献。除就汉译之世界名著 及上述各丛书整理扩充外，并括入国学基本丛书及种种重要图籍，而为万有文库。”[1 9]（p111）因为它的“万有”，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籍。说来有趣， 笔者在弱冠之岁时所购的《史学原论》（万有文库第一集）、《史学方法论》（万有文库 第二集）等“万有文库”本，竟一直伴随我至花甲之年，至今还不时查阅，从中受益。 可否这样说，“万有文库”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田，它灌输新知，输入西学， 提高国人的文化水平，其功大焉。从学科史角度而言，这套在1930年代前后（1929～193 5年间）推出的丛书，正与其时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相呼应，推波助澜，不断 催发了丛书的出版。按王云五的设想，“万有文库”还将出第三集，其规模至少可达四 五千种，终因战乱而作罢。
    二说《大学丛书》。为推出这一套高水平的丛书，在当时成立了由蔡元培领衔的各学科权威人士组成的大学丛书委员会，共有委员51人（注：这51人的名单如下：丁燮林、王世杰、王云五、任鸿隽、朱经农、朱家骅、李四光、李建勋、李书华、李权时、余青 松、何炳松、辛树帜、吴泽霖、吴经熊、周仁、秉志、竺可桢、胡适、胡庶华、姜立夫 、翁之龙、翁文灏、马君武、马寅初、孙贵定、徐诵明、唐钺、郭任远、陶孟和、许璇 、陈裕光、程天放、程演生、冯友兰、傅斯年、傅运森、曹惠群、邹鲁、郑贞文、郑振 铎、刘秉麟、刘湛恩、黎照寰、蔡元培、蒋梦麟、欧元怀、颜任光、颜福庆、罗家伦、 顾颉刚。这份51人的名单与王建辉在《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第138页所列 的54人名单不全相同，51人的名单中少了王著名单中的李书田、周昌寿、张伯苓、梅贻 琦，却多出了许璇，不知为何。此处所列51人名单，见193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斑 兹《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大学丛书》之一种）之扉页。）。至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 套丛书已出版200种以上。它既是大学教材，相当部分又是原创性的专著（如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它既是如蔡元培所说的“国化教科书”，也有兼容“舶来品”的西儒之作的译著。如 笔者同是在弱冠之年觅得的美国新史学派名家斑兹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注：斑兹（ H.E.Barnes，现通译为巴恩斯，鲁滨逊的弟子）著《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是现代西方史 学名著，中译本共588页。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为董之学。），迄至今日学界 还有人在引用它，[20]（p164）可见斑兹之书的生命力，可见“大学丛书”的生命力。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它的权威性，只要浏览一下大学丛书委员会这50余人名单中，我 们前面提到的何炳松、胡适、蔡元培、顾颉刚、傅斯年、冯友兰、罗家伦等皆赫然在列 ，就毋需再多加述说了。它还来自于“大学丛书”运作过程中严格的选题、组稿、审稿 程序，这会令当今的出版机构感到汗颜。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的是，由王云五主持出版 的“大学丛书”也是颇有助于民国时期的中西史学交流的。
    此外，与出版机构相似，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杂志报刊也为中西史学的交流提供了园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朱谦之创办的《现代史学》杂志对传播西方史学的贡献，事实上只要稍稍查阅一下中国近代史学论文索引[21]（附录），便可知晓当时各类杂志、高等学校出版的学报以及各种报刊在这方面所起的媒介作用了。例如，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胡适在《申报五十年纪念册》上发表的《演化论与存疑主义》（1922年）、何炳松在《史地丛刊》上发表的《新史学导言》、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张荫麟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的《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1933年）以及战国策派学人群在《战国策》半月刊上 所发表的相关文字（1940年代初）等等，都可资说明。这里所举自然是挂一漏万，难以尽 述。在此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民国时期出现了像《史地丛刊》、《史地学报》、《现代 史学》等专业性较强的史学杂志，为中外（西）史学交汇创造了便捷的条件，这也是民国 时期史学不同往昔的一种新景观。
    “午未相随各百年，纵横世界感惘然。”（注：这是汪荣祖的诗作，全诗如下：“午未相随各百年，纵横世局感惘然。过河博士情难已，渡岭先生意若禅。粤海瀛台同有泪， 新文旧义两无边。莫教绝艳连根尽，瞻望千秋念昔贤。”载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 277页。）这是后人为胡适、陈寅恪百岁纪念而写的诗句。昔贤所感受到的“惘然”，既 让我们领悟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辛，体会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拶逼与世道变幻下的心 路历程；也让我们看到现代中国的倏阴倏晴、忽风忽雨的历史沧桑给学术事业所带来的 影响。考察民国时期的中西史学交流是如此，考察20世纪下半叶的中外（西）史学交流也 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