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信息科学而言，环境保护主义是“信息时代”（现代通讯技术、大众媒体、计算机技术、越来越普遍的互联网）一种典型的现象。可以确信，这种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我们所知，没有现代的大众媒体，环境保护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众媒体一直在寻找感情、灾难、警醒事件，这些与大众媒体及环境保护主义紧密相关，至少环境保护主义的一个形式就是高呼警觉。我的一个同事皮特·威格特（Peter Weingart），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领导了一个十分有创意的研究项目，致力于研究在最近的惊醒呼声中气候研究与大众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他发现了交替出现的两种现象：科学家以一种警告性的方式阐明他们的研究结果，而这正符合了大众媒体的要求；另一方面，大众媒体通过他们发布的公众性的警告为科学家争取更多的研究资金。
    整体而言，同时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环境保护主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运动”，而是一种网络的网络：即它是新的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历史现象。有时，有人甚至怀疑“环境运动”是否如大众媒体所想象的那样存在，与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或宗教运动相比，它是否是一场真正的运动。但是，令人怀疑的是，大众媒体是否可以独自创造历史推动力。因为这些媒体永远在寻求着新的主题，即使是十分重要的主题，在一段时间之后，大众媒体也会将它忽视，因为大众已经厌烦它了。此时“空气污染”十分时髦，彼时“气候灾难”或核危机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尽管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些话题又都被大众媒体忽视了，甚至是遗忘了。
    此外，在德国及其他几个国家，作为环境保护主义催化剂的反对核能运动开始反对大众媒体的主流。实际上，环境保护主义有非常重要的草根起源。一个正在俄罗斯做环境保护主义者教育的俄罗斯女研究生告诉我，俄罗斯的环境保护主义并没有真正的力量，因为它缺乏草根基础，它仅仅是由几个庄严的宣言组成的，而没有实际有效的行动。我的一个工作于非洲发展援助组织的朋友抱怨说，植树有时仅仅是政府做给媒体看的，以获取更多的发展基金（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决定将这大笔的发展援助资金用于保护环境），而没有得到当地人的更多的支持，此后不久这些当地人就让山羊把这些刚种植的小树都吃掉了。森林史似乎证明，有效的造林活动通常至少要得到当地大部分知识份子的支持。在德国，直到18世纪，护林员是农民痛恨的人物之一，但是在19世纪，随着林地浪漫主义的出现，护林员开始成为德国较受欢迎的职业，一个更大规模的造林运动才实际可行。
    近20年来，构成主义在世界各大学里非常流行，从加利福尼亚到俄罗斯，到澳大利亚，而且它越来越多地影响了环境史。奥里查·贝克（Olrich Beck）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最多读者的德国社会学家，他在1994年预言，总有一天某人会致力于证实，在任何时代环境危机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今天，在许多学术会议上我们会听到一些研究“discourse history”（指包括一般的文献中的历史、口述史、新闻报纸上的历史、其他形式记载的历史等--译者按）的论文，以福柯的追随者为代表（但是，我不能确定这些人是否真的理解福柯！）。从这一点出发，环境保护主义主要反映了环境保护主义者自己创造的问题。从构成主义的观点出发，在我们脑海中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仅仅是对现实的想象。在伟大的哲学家康德（Imanuel Kant）之前两百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同样的思想，虽然其对于现实更加重视一些。
    在当今的西方世界，构成主义似乎是近代以来对环境保护主义的最大的挑战，也许这是由于在西欧和美国，利用你的感觉，如眼睛、皮肤和鼻子，不再能够觉察到环境污染的存在。那里没有化学工厂里冒出的浓烟，没有被化学工业污染的黑红色的河流，湖里也没有被毒死的鱼发出的恶臭。
    可以确信，构成主义有利于环境史学家来批判性地处理他们的材料。环境保护主义者喜欢在公众中高呼“警觉”。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呼吁都是公正的。弗兰克·奥古特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错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警言的文集。我自己在20多年前将构成主义介绍到森林史的研究中，证明了18世纪许多德国文献中确切记载的大规模的林地灾难至少在许多地区并没有真正地存在过，然而，环境史学家们应该警惕构成主义，今天，构成主义者经常走得太远了。并不是每一个污染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并不是每一个森林退化都是想象的。我想，为了更好地感知现实，构成主义应该有所改变。历史学家不应该忘记，他们的独特责任就是明确地区分文字和行动。今天，构成主义者冒险去更多地关注文字，而不是现实。
    然而，所有这些环境保护主义的概念都有一些是对的。历史总是有机会去整合这些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环境保护主义在某个时期更多地是国家管理的一种策略，但是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又成为反对国家政治的一个流行的运动。正如弗兰克·奥古特在他大部头的博士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与空气污染做斗争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早期，在美国和德国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政治风格。在美国，他们拥有公民社会的优良传统，在很长时间内，公民的参与在争取清洁空气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德国，它具有很强的普鲁士行政传统，从一开始环境保护就是国家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德国，20世纪初的自然保护运动也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兴起的。从某方面来说，纳粹专政时期1935年的《国家自然保护法》意味着环境保护的一个高峰，今天，它是德国环境史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弗兰克最近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然保护的书。同一时代，即1930年代，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领导的“新政”意味着第一个所谓的“保护”政治的高峰，尤其是土壤保护。同时，新政在美国国家官僚机构的兴起中是一个关键事件。从这一点讲，美国已经越来越“欧洲化”了。但是，一代人以后，面对环境污染带来的新的挑战，建立在与工业合作基础之上的传统的政府政治发挥不了作用了。无论是面对空气污染还是面对核危机带来的新问题，这里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公众意见和公众压力。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条普遍规则和历史经验，即没有来自外部压力的官僚机构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走向瘫痪。1960年代，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抗议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