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奇的是，在1970年前后“环境”突然成为世界各地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部分归因于筹备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召开的国际环境保护大会。在环境保护主义的诸多故事中，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1970年这个时间，这一年前后是环境史的转折点，在反对康斯坦茨水污染史中也是如此（在康斯坦茨，弗兰克和我的夏季大学就建立在那里）。1970年4月22日，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壮观的胜利第一次庆祝了地球日。那时，美国还由于越南战争而处在极度的分裂之中，现在似乎由于对环境的共同关注而又重新团结起来了。同样是在1970年，美国的环境保护机构（EPC）成立了。同时，上层的、底层的以及由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主义开始了，抗议运动也开始了。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在加拿大的范库费尔（Vancouver）成立，在绿色和平的旗帜下，在大众媒体的眼中，环境保护主义成了一场英雄式的战斗和一场戏剧性的景象，在原子能时代，军事英雄已经落伍了，绿色和平组织创造了当今新的形式的非暴力英雄主义。
    也许1969年8月举行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嬉皮士会议在环境保护主义历史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花朵般的儿童”在一种柔和的生活方式中长大，他们与自然关系亲密。马克斯·韦伯说，那些新的生活方式远较新的思想重要。如果马克斯·韦伯所言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来关注一下嬉皮士们，他们至今被环境史学家们完全忽略了，除了李·怀特（Lynn White）之外，他是美国环境史的创立之父，他在1966年的圣诞节演讲《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起源》中赞扬了嬉皮士。
    1970年，西德新的内务部财政大臣汉斯德里斯·根斯切尔（Hans-Deitrich Genscher）第一次创立了“环境政治”这个概念，这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领域以引起更广泛的政治一致与赞同。然而，1974年之后，反对核能站的运动迅速发展，从而出现了“环境保护”这个相反的口号来反对政府。这是我们在环境保护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反复遇到的具有讽刺意义的历史。
    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德国，环境保护主义最近已经变成了“从运动到行政”。许多抵抗运动的成员，如哲哈德·斯哥特（Gerhard Schroder）或者约斯卡·福斯克（Joschka Fischer）选择了政治作为职业，并且一直升到了行政的顶层。起初，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欧盟的官僚主义，因为他们把一些标准强加进去，甚至强加到香蕉上（《供应布鲁塞尔的香蕉》是非政府组织（EURONATUR）的领导者们反对欧盟而撰写的一部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书）。但是，现在欧盟已经发现了环境政治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领域，许多绿色组织对欧盟及其FFH（植物、动物、生境）行动都抱有极大的热情。FFH已经成为了自然保护反对农民抵抗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环境保护主义者组织甚至已经变成了由欧盟资助的组织了。
    然而，关于环境保护主义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即使是再坚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官僚体制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有面临瘫痪的危险。我想，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在自然保护和农民之间不断增长的敌意已经成为环境保护主义中最坏的问题之一，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德国。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PRI）的统治之下，环境保护已经被做成了一种官僚战略，同时，环境保护也受到萨帕特主义者的抵抗运动的反对。受到官僚规则诱惑的环境保护主义永远不应该忘记，在民主政治中，需要一个广泛而受欢迎的合法化过程。即使是在非政府组织中，我们也能观察到时间推移过程中官僚化的进程。
    我们不应该被“环境”这个词汇以及过多的“全球”视角所欺骗，从近处着眼，世界各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主义，认识到这种多样性非常重要。在一个地区，水保护是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而在另外一个地区却是土壤保护，在第三个地区是鸟类保护，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是反对空气污染。一百年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建立之父约翰·缪尔（John Muir）一起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the Yosemite National Park，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里散步，罗斯福惊奇地发现，约翰·缪尔仅仅对那些大树和高大的山脉感兴趣，而对罗斯福喜爱的小鸟毫无兴趣。另一方面，环境保护主义建立之母理查·卡逊（Rachel Carson）在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很长时间以来这本书是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圣经）一书中描写了一幅悲哀的未来春天的景象，没有了到处唱歌的鸟儿，它们都被DDT杀死了。1982年，西方报纸被一则消息震惊了，消息说在中国，鸟儿被有计划地消灭，因为它们吃了谷种。这则消息是真实的么？在德国，自五百年来就存在着鸟儿对农业是有害还是有利的争论，有利是因为它们吃掉许多害虫。热爱鸟儿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后来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强调了“鸟儿的抱怨”！
    欧洲大陆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惊奇地发现，核能已经不是今天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讨论的议题，尽管在1960年代是这样的，但是1970年代，当美国的能源工业由于财政原因而从核能转移开的时候，原子能就不再是抵抗运动的目标了。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惊奇地发现，今天许多欧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不知道理查·卡逊。直到今天，我们都不能够精确地知道到底谁是环境保护主义史上真正重要的人物，尽管这些人在其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对于美国的环境发展历史学家朱迪斯·莎普罗（Judith Shapiro）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张控制人口的马寅初，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的黄万里，都是中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者。这是真正的中国人的理解还是仅仅是美国人的理解？（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告诉我说，马寅初是众所周知的，而黄万里则被遗忘了。是这样的么？）
    对于研究德国绿党的美国历史学家查林·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而言，皮特，凯琳（Petra Kelly）是德国绿党中最重要的人物。确实，皮特·凯琳是受人欢迎的绿党政治家，她在世界各地旅行，多次到过美国，但是在德国绿党内部，她越来越孤立，1994年她与男友巴斯顿（Bastian）（绿党成员，同时也是前将军）一起神秘地死亡，据推测可能是由于极度的孤立和挫折所致，也像是谋杀和自杀一起所致。琼斯卡·富斯克（Joschka Fischer）在最近的十年里已经成为德国绿党中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但是在他的内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么？德国环境保护主义的真正的历史仍然正在被书写着，什么是真正有效的动力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也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