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经常会在其他的政治和社会倾向中遇到环境保护主义，如1970年代的德国环境保护主义和新左翼结成了联盟，1980年代的台湾反对核能运动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化运动结成了联盟。在许多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并不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它经常与其他的社会力量和目标结合在一起。然而，对我来说，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环境保护主义不再为某个政党或某个精英力量所垄断。即使是为了它的行动而需要敌人的绿色和平组织多年来也不再将单一的敌人作为他们关注的目标了。
    对于强硬的“基础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是无私地为自然服务，其他所有的职业的“环境”运动都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的赝品。然而，我认为这种严格的定义并不是由历史的观点产生的。所有重要的历史运动都是在人类利益的驱动下发生的，这一点对于环境保护主义也同样正确。
    还是在德国，人们似乎对这样的标注十分感兴趣，即在早期，“绿色”的动机经常是相当保守的思想者的特征。1945年以后，对于许多左翼者来说，“绿色”的动机有时呈现出“红褐色”的特征，就像纳粹主义的残余。马丁·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纳粹时期的哲学明星）展开了对技术的批判，他住在黑森林里，喜爱林地。伊斯特·琼格尔（Ernst Junger）写了一部关于一战的著名小说（In Stahlgewittern），后来他成了理查·卡逊的崇拜者。奥地利的林务官、前纳粹古色尔·斯格万伯（Gunther Schwab，“世界保护生命组织”的建立者）第一次尖锐地公开批评了核能。而哲学家伊斯特·伯劳斯（Ernst Bloch，前共产主义者，也是鲁迪·度斯克（Rudi Dutschke）的老师）领导了1968年学生发动的一场暴动，攻击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核能（现在，许多德国左翼主义者几乎不能相信这些事实了）。
    因此，1970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部分是由于它是欧洲的自然保护年，此时，环境保护主义失去了它的“红褐色”嗜好，并且被一种新鲜的国际主义和欧洲一体而代替。1975年2月28日，怀尔（Wyhl）地区的农民占领了计划建立核能站的地点，并且试图与警察对抗以保护这一地区。许多左翼主义者自然地被这些反核斗士鼓舞地充满热情，尽管起初他们从理论上来判断这种新的热情还有些困难（当时德国左翼主义者的知识界迫切需要这种理论）。
    我是1968年代的德国知识份子，因此我自己也感到了对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不一定十分复杂，也不一定都能适应任何情况。如你所知，我试图在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一个新的方法来揭示环境保护主义历史。韦伯教给我们的哪些东西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用的？我想，他告诉了我们：关注任何地方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精英们（无论是在官僚主义中的还是在民众运动中的），关注强烈的情感，关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关注有特点的人群及其生活方式，关注精神的和宗教的因素，同时也要关注合理化的进程以及与经济趋向一致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保护主义仅仅是利益的工具）。我想，遵循着这样的策略，我们也许可以写出一部全新的、比今天现有的更好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
    实际上，我们发现在许多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中都有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但是他们的魅力存在的时间一般很短，而且仅在一个小圈子中有影响（但是这可以确切地说是韦伯魅力的特点么？），尤其是在早期，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使人们想起宗教运动的某种形式，尽管它的目标是科学“生态的”基础（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在时间的过程中，即使是宗教也通常都追求着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在我的朋友当中，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与佛教的同情心联系在一起，佛教被认为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宗教（这一点有些令人怀疑）。
    很明显，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新的知识份子精英们的要素之一（在中国也是如此么？）。我和弗兰克在夏季学校里招收的学生们都是经过德国国家奖学金（the Deutsche Studientiftung）选拔出来的尖子生，他们有时候表现出环境保护主义精英的意识，例如他们因关心世界的未来而节约能源，并且十分小心地管理垃圾。这一点与一般人不同，一般的人即使节约能源也不会想得太多。起初，在环境保护主义者中间，“生态与经济”对立的观点十分流行，在德国和美国就是如此，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接受经济和生态是可以同时并存的这种观点了。
    1970年左右的环境保护主义真的全新了么？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在许多方面都不是这样的：在那时，几乎所有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都有很长的历史，即使不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也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森林保护，无论是政府的还是地方社会的森林保护在德国都具有较长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现代社会的早期；“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是从18世纪德国的森林科学中衍生出来的。起初，“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经济学的而不是生态学的概念。1970年以后的新环境保护主义的真正流行是在1980年以后，那时德国的林地--“濒临死亡的树木”--正受到威胁。
    “水资源保护”在19世纪末由于恐惧霍乱而达到了第一个高峰。1900年左右，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城市展开了反抗烟雾的战斗。“鸟类保护”最初是19世纪末在英国形成的一个狂热的运动，动物保护也是如此。随着反对医药研究中活体解剖的斗争，动物保护成为一个具有进攻性的元素进入早期的环境保护主义中。在德国，著名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许多赞赏者将其视为音乐教父）投入了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中，并且赞赏对动物保持兄弟般的感情。同样，“自然保护（保护“自然的”景观）”约于1900年在几个国家同时开始。“技术安全”在蒸汽时代就已经是人们讨论的主题了。反对不健康食品的“消费者保护”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在德国尤其重要，在美国也是如此。1900年前后，物理疗法运动带着它的信条进入了“自然康复力”之中。所有这些倾向在1970年之后都成为新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今天，人们遗忘了这个悠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