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史观的借鉴意义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世界通史》教材的主编之一，吴于廑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学界存在着将世界史理解为国别史之和的倾向，于是他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学术宗旨、研究对象与方法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纵向发展与世界各地区从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从彼此分离到逐步联系密切的横向发展共同构成世界历史的主题（26）。吴先生的观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他及时提出的“世界横向发展”的命题，为我国学者弥补薄弱环节，进一步改善世界通史体系指明了方向，90年代出版的吴齐本《世界史》（6卷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但是，正如吴先生在该书总序中所说的，“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而非割裂的考察”在中国史学家面前仍是一个“方在开端”的任务（27）。所以吴齐本《世界史》（6卷本）在描述世界的横向发展方面还显得力不从心（28）；而且应该说，直至近10年，我国世界史学科在这方面的进步仍不显著。正因为如此，将全球整体发展纳入视野，高度重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横向互动的全球史观，对于国内学界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全球史观在可以提供书写世界横向发展的素材之外，在考察和描述世界横向发展的方法论方面也可以为我国学者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些年来，我国的世界通史编纂遵循着吴于廑先生指出的阐述“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方向，以在各部分之间建立起联系作为描述世界横向发展的重点，着眼点放在建立联系的结果上面。而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着重阐释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过程上面。重结果的描述止步于展示现象，而重过程的描述则会深入探讨运动变化的机制。正是因为如此，全球史学者提出了跨文化远程贸易是联系加强的根本驱动力，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互动均以商业联系为前导的重要论断（29）。这一论断对于说明世界的横向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叙述方法上，重结果的描述往往造成“‘纵向描述’与‘横向描述’两张皮”的现象，即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说明其纵向进步后，再单独叙述同一时期各国各地之间的交往；重过程的描述则是以互相关联的网络为单位，同步说明该地区的纵向和横向发展（尽管对纵向发展的阐述稍显简略）。二者相比，长短立见。
    至于全球史观对于我国学者建构自己的世界通史体系的借鉴意义，笔者拟结合修订吴齐本世界通史教材近代早期部分的一些体会，来加以说明。
    第一，关于地理大发现的划时代意义。从亚当·斯密迄今，西方人一直认定1492年和1498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年代（30）。我国学者也赋予地理大发现划时代的意义，认为这一发现及其后果标志着“有决定意义的突破”，乃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状态”自此“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分散隔绝的世界”开始“逐渐变成了一体的世界”（31）。地理大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评价其意义。世界各地区之间的隔绝状态真是从地理大发现才开始被打破的吗？整体性的全球联系真是从此进入了全新的建设阶段吗？全球史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除美洲、非洲南端和大洋洲大部以外，世界上到处都存在着不同规模的跨文化交流和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甚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网络（32），尤以环印度洋地区最为显著。从7世纪起，阿拉伯商人即活跃于从东非到印度、甚至远及东南亚和中国的广大区域。10世纪以后，印度洋沿岸众多城市连接为一个统一的商业网络，流通在这个网络中的不仅有奢侈品，也有椰枣、食糖、建材和金属等一般商品。这一商业网络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相关地区优势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比如中国和印度的丝织业，印度的棉纺业，中国的陶瓷业，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冶金业，中亚、西南亚和阿拉伯地区的畜牧业等等（33）。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并非开辟了跨文化交流的网络，而是进入并利用了原有的网络，他们的作用只是使这一网络进一步延伸，进一步密集和系统化。即使在十五六世纪这样的作用也不明显。因为当时欧洲商人还拿不出让东方人感兴趣的商品与之交换，所以在跨文化贸易中他们尚未成为主要角色。许多专事亚洲商品运输的葡萄牙水手与亚洲人结婚并成为亚洲国家永久居民就说明了这一点。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把各个大洲都联系起来的世界性商业网络，在十五六世纪还远未形成。
    第二，关于对欧洲的评价。由于受西方人“依据结果反推原因”、“从现实演绎过去”的思维逻辑影响，我国学者在描述近代早期世界格局时，也存在着依据19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主宰世界的事实，把此前几个世纪的历史都视为这一事实的准备阶段，因而过分突出欧洲的倾向。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对1500至1700年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判断上。吴齐本世界通史教材认为，“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东方终于在社会前进的竞赛中输给西方”（34）。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似可讨论。有学者在全面考察了当时的全球形势后指出，1750年以前亚洲的经济水平整体高于欧洲，及至1800年，欧洲经济与亚洲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35）。
    对欧洲“先进”原因的刻意挖掘，导致我国学者夸大了这个时期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资本主义性质，将1500至1600年西欧人“在文化、思想、宗教及政治等领域内完成的重大变革”一概理解为“资本主义曙光来临”的“象征”（36）。例如“新航路的开辟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就实在无法自圆其说，因为新航路的开辟者--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微不足道（37）。人文主义原是表示一种尊崇古典规范的学术立场，启蒙运动以来被赋予了“反宗教”的“世俗”含义，我国学者亦沿袭其说并加以阐弘。但是这样一来，该如何解释人文主义者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的不争事实呢？（38） 至于宗教改革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含有近代理性精神，只要看一看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是怎样狂热地鼓吹“排巫运动”（Witch-Hunting）以及新教地区有多少“女巫”（witches）惨遭迫害，或者读一读茨威格的历史纪实小说《异端的权利》就可以知道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