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世界历史进行宏观比较的这种做法遭到质疑，批评者们指责说19世纪的比较历史学派忽视了社会之间的重大差异。当时流行的历史主义思潮强调各民族社会的特殊环境和历史事件的独特性。而历史相对论哲学也通过揭示历史解释的主观性，挑战比较史学方法的可靠性。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发表后，19世纪起流行的宏观历史比较方法及其出版物进一步受到批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两人在比较了世界上8种或22种文明后都提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学院派历史学家们指责说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世界文明所进行的宏观比较不是严格地基于扎实的类似博士论文的历史研究成果，此外，这种宏观历史比较的单位，例如“文明”或“文化”等也定义模糊。
    两次大战期间也出现了几位影响颇大的比较史学家，如布林顿和布洛赫。研究中世纪历史的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1928年发表题为《向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学迈进》一文， 为晚近的比较史学研究提供了概念和方法论基础。（注：Marc Bloch,“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in Marc Bloch,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Selected Papers,New York,1969,pp.44-81.）布洛赫在该文区分了 两种历史的比较研究的方式：第一种方法是19世纪末叶盛行的宏观历史比较方法，在这 种研究模式中历史比较的单位是在时间和空间环境中都互相远离的社会；第二种方法则 采用更谨慎的，有限的，然而更有希望的探讨方式，“比较的单位仍是社会，但它们都 彼此相邻，互相影响且处于同一历史时代”。在这种研究中，社会之间的相似性受到注 意。但比较的首要兴趣在于社会现象的差异性。布洛赫预见说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历史学 的形成还需时日，因为卓有成效的历史比较研究必需建立在已进行了大量科研论文式的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2）1945年以后，比较史学的主流趋势是转向更为实证性的比较研究，研究者们通常选取欲比较的社会的某一特定的领域，并对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围加以准确的界定，而且历史比较的目的主要是发现不同社会间历史发展的差异性而不是相同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比较历史学的继续发展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除受到布洛赫思想的影响外，还因为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相佐的历史主义思潮和历史相对论的衰落。二战期间，多国之间的战争及其所造成的浩劫，使历史学家们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祸害。而“历史 的比较研究通过把相替代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传授给我们一种人 类生存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感知，减少我们的偏见。”（注：William Sewell，“Marc Bloch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in History and Theory,6（1 967），pp.208-218.）许多历史学家也意识到，虽然比较史学容易使研究误入歧途，因而 不愿卷入其中，但是由于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似乎不可避免，因而最好还是让历史学 家来做。
    二战以后，西方史学界对比较史学的兴趣，导致好几种历史的比较研究学术刊物的创刊，例如1958年创刊的《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ociety and History） ，1970年创刊的《历史交叉学科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78年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曾以“比较历史”为学术会议主题。尽管到目前 为止，比较史学论著仅占全部历史学研究出版物的很少一部份。然而像帕麦尔的（《民 主革命的时代》）（注：R.Palmer,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注：C.Bla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New York:Harper & Row,1966.），布林顿的《革命的剖析》（注：Crane Brinton,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65.），罗兹曼、亨廷顿和琼斯（注：E.Jones,European Mirac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和E.Jones,Growth Recurring,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等人的比较史学的著作却受到广泛的赞誉。
    如前所述，晚近的西方的比较史学研究在注意到不同社会历史发展的相似性时也注意到差异性，它的另一种倾向是从对世界各国的历史的宏观比较研究转向中等规模的比较研究。宏观历史比较以“文明”或“文化”为单位，其研究范围不确定，而中等层次的比较研究则以“定义准确的分析性范畴”为框架，研究如像“奴隶制度”和“革命”这样的人类社会制度和观念形态。（注：Grew Raymond,“The Case for Comparing Histories”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5）1980,pp.763-78.）
    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中期的另一发展趋势是从对不同社会的历史过程的比较转向对历史现象的结构进行比较。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有沃尔夫编辑的《欧洲法西斯主义》（注：S.J.Woolf,ed.European Facism,London,1968.）和克德沃德编著的《西欧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注：H.R.Kedward,Facism 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1971.）。
    尽管在比较史学领域出版了大量著作，西方学者目前对什么是比较史学仍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任何一种通过历史类比来说明不同时空中的历史形势的研究都可称为比较历史学。（注：C.Vann Woodward,The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68.）而另一些学者则批评说有限地运用一种比较的观点来对某单一社会的 历史现象做出额外的说明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史学研究。在佛里德利克森看来 ，比较史学勿宁说是一种历史编纂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方法。历史学界的一小部分，但却重要的学者从事这种研究工作，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系统地比较研究两个以上社会中的 某些历史制度与历史过程，而这些社会因为同属某一特殊地理历史类型，被认为构成一 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在西方学术界，比较史学的难以大规模扩展还有以下原因：在大学里成功地获得历史研究学位多以集中研究非常狭窄的领域，历史研究者很少受到历史的比较研究的训练；在日益专门化的时代，人们难于掌握超出自己研究领域以外的专门知识，因此对不同时空中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非常冒险。此外，历史的比较研究的进行需要形成使比较得以操作的一般性范畴和某些关于人类行为和动机具有恒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假设，这些都和历史学家多关注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学术倾向相抵触。尽管如此，当代西方的一些颇有影响的史学著作，例如亨廷顿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似乎都与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