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较研究的两种方法论
    比较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科学倾向，它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从理论上概括历史现象或解释因果关系，这种观点同西方史学中的相对论历史哲学相佐，相对论者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倾向，认为历史主要是讲故事，叙述是历史学学科的基本特点。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方面，即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因而存在两种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和晚近受到极大注意的诠释学（hermeneutics）的方法。
    持诠释学方法论的学者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渗透价值观，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由一套观念、价值观、伦理规范和审美倾向组成。这些价值观和范畴只有在那个社会的环境中，在该文化特有的一套范畴体系中才能被理解。这些范畴和观念是不能被其它文化的语言所充分翻译的，比如中国文化中的“气”的范畴，它的含意即使译成“primary matter,energy”也不能被充分表达，更不能在其它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范畴加以比较。 另外，如中国宇宙论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理论等等也是如此。
    诠释学家认为对一种文化只能进行厚描述，而不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说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诠释文化时，往往倾向于批注该文化的特有范畴概念，描述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不去真正进行跨文化的比较。他们对这些概念范畴的定义不是使它们能涵盖其它文化中的现象。这样一来，所研究的某一文化的“特质”在其它文化中就找不到了。
    在具有社会科学或实证倾向的学者看来，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首先必须清楚地限定所要比较的文化现象的时空背景，例如那一个特定的时代和地区的那一特定阶层的社会行为或文化现象，而且应当做定量性的研究。此外，更重要的是使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核心词的定义能有效地囊括不同文化中的类似现象，以使比较能够有效地进行。对核心词抽象概括的层次的把握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抽象概括宛如一金字塔，对概念内涵的限定越多，该概念所指的对象越少，现象越特殊。而对概念内涵的限定越宽泛和少，它所涵盖的现象越容易找到。例如对中西文化伦理价值的基本观念研究中，诠释学者把“礼”释译成“propriety”和“rite”，由此认为中国伦理文化特殊之处在于对礼仪的几乎 宗教化，中国文化最讲礼仪。然而这样的结论不是真正实证意义上的跨文化研究的结果 ，假如我们把“礼”这个概念理解为表现了一种中国文化哲学应如何达到社会控制，我 们则可以据此考察多种文化在这方面的观念和内涵。要知道现代英国人的讲礼和古代中 国人几乎不相上下。
    20世纪西方史学的进展告诉我们，历史研究的领域必须不断拓展，题材和内容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历史研究才能与时俱进。毫无疑问，鼓励从事比较史学性质的研究可以作为我们拓展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