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先生（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著名的明清史学家。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先生的史学研究以史料扎实、论证严密、发覆求真、学风严谨的显著特点，引起海内外明清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笔者不才，有幸忝列师门之末。先生去世后，协助师母整理先生遗稿及论著，时时为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所感动。在此笔者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就先生的学术传承与治史之路、治学特点略加整理，以期弘扬先生的治学精神。粗陋之处，敬祈方家赐教。
    一、治学之路与学术传承
    1934年11月28日，顾诚先生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乳名“小六”。其父顾祖荫（1891-1969），在河南大学毕业后回江西工作，先后在南昌一中、二中任教，曾担任南昌二中的教务长；1940年至1946年间，任省立吉安 中学（今白鹭洲中学）校长；稍后，任国立中正大学和南昌大学副教授。其母高克正（189 9-1972年），多年担任班主任之职，在抗日战争期间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在自家吃不 饱饭的情况下，帮助一批家境贫寒的学生。如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院士即是 其中一位，他多次在文章里感谢这位“恩师”，说：“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的最高学 历可能只是初中一年级。”[1]他们夫妇二人学识兼及语文、地理、英语、历史、人文 和经济等。生活在这一个充满爱心、家学渊博的家庭里，顾先生的兄弟姊妹都受到较好 的影响。在国务院公布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顾家有包括顾诚先生在内的三人 榜上有名，这在全国也是极其少见的。
    回顾先生的治学之路，出身书香门第给他提供了良好的治学潜智，其一生的学术发展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厚重扎实的学风和学术传承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1957年，顾诚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此前，自1951年始，他在南昌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南昌市委党校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年龄与工作关系，他比别的同学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学期间，他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现代史》的编写工作，培养了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2]
    顾先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在白寿彝先生的建议和指导下，开始了明史的研究。“文革”开始后，先生被分派到学校新成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1971年他毅然决然地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是在“林彪事件”以后，此后五年，他一直在干“私活”--上班点卯后，偷偷找书看。为防止“意外”，他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明末农民战 争史作为研究的对象。据他讲，“在‘文革’之前我摘录的明清史资料已经不少，有那 么一堆。‘文革’初期抄家之风极为盛行……在处理抄摘的史料时我留了个心眼，把有 关农民起义的史料保存起来，即便有人看到这也是历史上的‘红线’材料，而从朱元璋 起义的、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史料都进了造纸厂。这也就是后来重理业务以探讨明末农民 起义作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甚至1978年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理旧业，我多争取五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不能不 说是一件幸事。”[3]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勤奋积累，1977年，顾先生回到历史系工作不久就发表了著名的《李岩质疑》。这篇用力颇深的论文，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学界的地位。此后二十余年， 先生的研究主要围绕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和明代的卫所制度等来展开，取得了彪炳 史册的成就。
    如果说先生早年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还带有历史烙印的话，那么对南明史、明代卫所制度和管理系统等问题的研究则与之一脉相承。明末农民战争史与南明史的密切关联勿需赘言，而卫所制度的研究也是缘于对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他说，“最初感到卫所制度值得研究还同李岩问题有关”，原因在于所谓李岩之父李精白的卫籍身份问题。顾先生从明代的卫籍入手，发现卫所制度背后竟然隐藏着非常重大的历史问题，于是他暂时中断了对南明史的研究，集中五年时间研究卫所制度及其相关问题。[3]
    顾先生的治史方法，深受北师大的两位史学大师的影响，一位是老校长陈垣先生，另一位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白寿彝先生。
    在考证之法方面，他说：“以前陈垣先生曾经谈过研究历史应当在收集材料上做到‘竭泽而渔’。明清史料浩如烟海，往往力不从心，但作为一种治学的律己精神，作了一种努力的方向，总是应该的。”[4]北师大另一位学史学家赵光贤先生在总结从陈垣先 生那里的收益时特别提到了培养“考证功底”的重要性。他说，既然相信史学的“求真 ”职责，求真则有赖于“史料”，由于史料本身具有局限性，就需要详加考辨；考辨要充分占有史料，有必要的科学方法，惟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5]
    顾先生非常感谢白先生早年对他的指导与赏识，认为是白先生指导他走向治明史之道。顾先生多次告诉笔者，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呕心沥血之作，是真正的“主编”，与现在许多挂名“主编”大不相同，对白先生充满了敬意。在给学生授课时，他说，治学要像白先生那样，既要注重史料的占有、考辨，又要注意宏观问题，为现实服务。顾先生秉承前辈学者的学风，践履之，传承之。白先生强调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经过考核分析才是可靠的”，顾先生则明确表示，学术讨论“不要在低水平的有材料层次上停止不前”。又如白先生说：“要注意：决不要想找材料支持我的观点。这不是个正确的态度。”顾先生则非常严肃地告诫他的学生：“如果不去研读大量原始材料，想用一些所谓‘理论’做框架，填充一些二、三手的材料就想毕业，那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多次强调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顾先生亦以此为研究的重点。[6]以下我们结合顾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其治史风格详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