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先生也非常乐意对一些与自己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近年来，李自成殉难的地点成为地方政府和明史学界关注的焦点。顾先生从崇祯十七年大顺军南撤路线研究入手，利用档案材料，考查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和大致时间，以及牺牲后大军的行程路线后得出结论：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无可怀疑”；并对李自成归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以清廷和南明政权均没有在湖北获取李自成的尸首为由，来否定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是“徒劳无功的”，乾隆年间何璘所撰《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和有关奉天玉和尚的所谓遗存史料都是不可靠的。[26]他说，对这些社会热点的争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分析论证，以达到揭示历史事实、服务社会的目的，这充分体现了顾先生作为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学服务社会的自觉。
    顾先生推动了新时期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南明史》的研究为例，何龄修先生认为，该书“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只有顾诚教授《南明史》对南明史全过程和具体问题做了精深的分析、研究。也就是说，只有顾诚教授一人真正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掌握南明史。”[27]他“所提出的一些带理论色彩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28]他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意义、明清易代、人物评价标准以及清前期的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凝重的思考，给治明、清史者提出了许多指导性和启迪性意见。秦晖先生认为，顾先生在史学与史识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创造了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南明史》的史识史论都有鲜明特色……像这样对传统史学、改革前史学与当前流行史学范式都实现了超越的著作，应当说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南明史》本身便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这种意义显然已经超出南明史研究的范围。”[29]
    顾先生的实证、求实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以及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不仅成为创造学术精品的典范，也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应有的崇高品格和科学精神。郭小凌先生对《南明史》的评价，也是对顾先生学问人生的评价，他说：“顾诚用自己的《南明史》证明，社会科学中的真理（真实），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一样，绝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能用，同样需要寻找者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时间、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长时间与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进行抗衡的勇气。那些靠一知半解、东拼西凑、媚俗媚上、投机取巧等小聪明、小伎俩拼凑学问的人，是永远同真理无缘的。”[30]
    顾诚小传：
    顾诚，1934年生于江西南昌市。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科--古代史的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2003年6月25日因病于北京逝世。顾诚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明清史专家，代表著作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后者于1998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代表论文有《李岩质疑》、《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等。顾先生生性秉直，深居简出，孤夜长灯，治学严谨，以学术为生命，是学术界公认的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
    [1]王梓坤。悠悠师生万古情[J].江西教育，1985，（9）：4.
    [2]陈宝良。学穷本原，行追先哲--顾诚教授学行记[J].（日）明代史研究，2004，（4）。
    [3]顾诚。我与明史[J].社会科学评论，2003，（1）。
    [4]张越。顾诚教授访问记[J].史学史研究，1995，（2）。
    [5]赵光贤。我在史学研究中是如何贯彻实是精神的[A].赵艳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C].武汉出版社，1994.454.
    [6]白寿彝。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A].中国史学史论集[C].中华书局，1999.348-368.
    [7]诸葛计。<明末农民战争史>简评[J].历史研究，1987，（5）。
    [8]陈梧桐。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佳作[J].历史研究，1998，（1）。
    [9]顾诚。李岩质疑[J].历史研究，1978，（5）。
    [10]顾诚。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6）。
    [11]顾诚。关于李自成“流寇主义”的商榷[A].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二）[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