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信不征的考辨，严谨持重的学风
    顾诚先生的考实功力为学界公认。他的史料运用几近“竭泽而渔”，并摸索出科学的考据方法，可谓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他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无信不征的考实学风，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史学理论家刘泽华先生把顾先生的《李岩质疑》和陈寅恪先生的“曹冲称象之事”的考证方法作为当代历史学考实的典范。[18]
    顾先生在庞杂的明清史料里披沙拣金。如在明末农民战争的研究中，他对“古元真龙皇帝”的解释，[19]对子属乌有的荥阳大会和“分兵定向”策略的论证，否定了清初关 于张鼐或李双喜统率孩儿军的说法，澄清了车厢峡之困和抗击张献忠的女将军沈云英的 相关事实等，[20]对李自成起义军何时从何地入豫以及何时称帝进行了详细的考订，摆 事实，讲道理，令人折服。
    在《南明史》中，全书考订出的史实及史籍错讹之处俯拾即是，既有子属乌有的“韩王定武政权”，也有李自成殉难的时间和地点、李定国病死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马士英的归宿等。还有对一些重大历史疑案的解释，如李定国进军广东的举止，郑成功与永历朝的关系，以及“长江之役”的价值等，许多传统观点在顾先生笔下为耳目一新、令人信服的结论所取代。在这本巨著中，先生随手出校，把考实之法贯穿于字里行间，论证恰如其分，真真做到言不轻出，无一字无出处。如姜瓖反清时间，先生据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考得，《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载为十一月，“时间有误”（P528）；对严重错误，如乾隆四十四年《甘州府志》载甘肃回民米喇印抗清事，明确指出为“大误”（P549）。而对自己无法确定又可能有错误者，也会明示之，如在考订王应熊病死的时间和地点诸书记载不一致，先生认为“刘道开为同时同乡人，所记可能较准确” ，李天根的《爝火录》所记“恐不可靠”，（P626）表明了他对不同讹误的处理态度，做 到让读者心中有数。在考订时，往往会对考辨的方法加以说明，如《清世祖实录》卷四 十五对济尔哈朗进军湖南的记载出现错讹的原因是：“济尔哈朗的奏疏是用满文写的， 实录译成汉文时，因音近致误，辰州当是郴州，杜允熙即堵胤锡。”（P579）
    顾先生扎实的考辨功力源于他“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钻研精神，源于他“竭泽而渔”式的史料搜索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像《南明史》直接征引的地方志史料有二百余种，而他把明末及南明义军所到地区的省、府、州县志书全部翻检一遍，达上千部之多，仅云南一省的方志就查阅了一百余种。一些珍贵的史料，如《南明史》的封面配图出自柳同春的《天念录》中的插图，该书生动地描述了清军围困南昌城的情形，是顾先生在图书馆里首次发现并利用。他多次强调，史实考辨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他说：“历史研究做到言必有据比较容易，困难的是要鉴别哪些记载可靠，哪些不大可靠，哪些根本不可靠。”[4]
    顾先生无信不征的治史风格，源于他严谨持重的学风。先生读书很广博，知识面相当宽广，但他的学术研究一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恪守“言不轻出”的原则。顾先生始终把培养年轻学人良好的学风当做重要的问题来抓紧落实，他说，“学风的好坏，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前途”，治学切忌浮躁，树立严谨的学风是学术界的当务之急。[4]他认为，学风问题，其实是做人问题，一个人首先应当诚实守信，尊重别人的劳动，不欺瞒，不偷懒；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差距与不足，“做学问先学会做人，真理比面子更重要”。[21]在《南明史·凡例》中他说，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书中引用史料“虽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他郑重地提醒读者：“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良心的体现。”顾先生以一位学者的良知以及对后学负责的态度，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忠告。
    四、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重大社会问题
    顾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认为：只有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史实，实事求是地去诠释历史，才是历史学的治学之道。
    以他所倡导的扎实严谨的学风为例，他说，史实的考辨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只有对史料深入挖掘，才能找到所谓的“理论”和“规律”。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可以认识的”，恢复历史真面目凭借的是“第一手材料”。[22]在治学方法上，他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充分吸收国外科研方法和学术成果，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看不到海外学者运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可以借鉴，学术上取得了的成果可以引进，无疑是错误的；对海外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发表的作品不加分析地奉为楷模，大加鼓吹，则至少是一种幼稚的表现。”[23]
    顾先生是在肯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他说，“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认为历史研究过于容易，历史学是一门最硬的学问，尊重客观史实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求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地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3]正是承认历史的客观存在，所以他才不会停滞在“有史料”的低水平层面上，而是要穷尽史料，广征博引，考辨史料，务求信史，使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先生始终坚持史学的阶级属性，认为史学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又反过来为作者所选择的政治服务的。”他说，像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其史学价值就不能简单地从纯史学的角度去衡量，“《甲申三百年祭》是时代的产物，又为推动历史前进作出了贡献。这正是它的优点。史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现实斗争。”[24]
    先生的考实细致入微，他的视野始终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和整个世界范围内，去洞察研究的对象。他说：“应当说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微观研究成果的综合，所谓宏观研究就将失去科学的依据，变成研究者主观的遐想。”先生认为，在史学研究过程中，一个明清史学者，一定要注意到：“明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明帝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改变就事论事，力图从更加广阔的眼界开展明史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400年间，研究中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并找出其原因是明清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23]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在建国以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五朵金花”之一，是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它与20世 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有直接的渊源，而那场大论战又源于人们对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 关注。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发展阶段的宏观思考，体现了在与西方历史比较的 基础上，在世界史的范围内研究中国历史的意识，其学术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 谈到研究明史的重要性时，他说：“世界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落后，有时先进 。我们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研究明史可以知道中国是怎样落后的，这是对中国 国情的研究和认识，我以为这是研究明史的关键所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