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为人文精神的文化，现时固已成为定论[5]（p135）。
    徐复观把中国文化确认为“人文精神的文化”，无疑是因为有“人文主义”这个译名才会想到的，但他对“人文主义”的解释却是从探究汉语中“人文”二字的本原入手的。这可以看他写的《原人文》：humanism在西方文化中，范围狭而特性易显；人文主义在中国文化中，范围广而其内容亦不易遍举。
    “人文”一词，首见于《易·贲卦·彖传》。“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正义》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诗书礼乐，成为连结在一起的习惯语，实则此处应仅指礼乐，而礼乐亦可以包括诗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实即是兴礼乐以化成天下。……因此，中国之所谓人文，乃指礼乐之教、礼乐之治而言，应从此一初义，逐步了解下去，乃为能得其实[5]（p121-135）。
    徐复观的《谈礼乐》又写道：
    我在《原人文》一文中，曾说明我国在战国中期前后所出现的“人文”一辞，指的是礼乐的教养；……以见中国人文主义的特性[5]（p126）。
    徐复观从《周易》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寻绎出“人文”二字的涵义为“礼乐教养”，并以此作为中国人文主义的特性。这在现代新儒学中具有代表性。另一位新儒学家牟宗三也说：“古有‘人文化成’之成语，此可为儒家人文主义之确界。”[6]（p145）又一位新儒学家唐君毅说：“《易传》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都当是指周代礼乐之盛所表现之人文中心的精神。”[7]（p404）
    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对“人文主义”的解释与运用，大陆知识界颇有表示认同的。1986年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大陆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实质在于人文精神。这种人文主义，基于对人的不同理解，因而与西欧人文主义异趣。它没有提供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个性独立和民主政治的基础，相反却导向了王权主义和泯灭个性，使人不成其为人”；“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从总体上不是把人引向个性解放，而是引向个性泯灭”[8]（p50-72）。这其实有些令人费解，既然“引向个性泯灭，使人不成其为人”，怎么能称为“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可是，类似的说法渐渐流行，并成为许多学人的习惯话语。同样，《周易》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也常被学者们所提及，认为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确证。
    按徐复观的说法，中国的“人文主义”，“范围广而其内容亦不易遍举”，与“范围狭而特性易显”的humanism不同。新儒学家这样讲“人文主义”，会不会在读书人中造成概念的混淆，并导致对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觉，笔者以为是应当认真加以思考的。这里，先就古汉语中“人文”二字的意义作些探讨。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确实出自《周易·贲》的彖辞，即徐复观所节引的一段。顾炎武说过，“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9]（p42）。《周易》的文辞往往难以捉摸其涵义，“人文”一词也有不同的解读。笔者从分析古代有关资料着手，希望能找到“人文”的确切意思。王弼关于“天文”、“人文”的注说：“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可见“天文”即天之文，“人文”即人之文。《周易》不仅有“天文”、“人文”，还有“鸟兽之文”，即《系辞下》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庄子·应帝王》又有“地文”一词：“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地文”即地之文。按“文”的本义是“错画”（线条交错的图形），而引申的意义甚多。成玄英《庄子疏》对“地文”的解释：“文，象也。”《淮南子》有《天文训》篇，高诱注：“文者，象也。”“象”就是显露于外的形象、现象。在古人心目中，天地万物显示于外的形象、现象，都可以称为“文”。“天文”，古人是指日月星辰分布运行的现象；“地文”，古人是指地面山岳河海丘陵平原的形貌；“鸟兽之文”是指鸟兽的形态、色彩、斑纹等。与“天文”相对的“人文”，应该是指什么呢？《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李贤注：“天运犹天命也，人文犹人事也。《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李贤联系《周易·贲》的彖辞，将“人文”解释为“人事”，即人世间的事态、状况，仍是把“文”作“象”解的，所指很广泛。这样理解“人文”，与古代“文”的涵义相吻合，放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里面和“征乎人文”一句里面也都很好讲，特别是与“观”、“征”搭配得上。正因为“人文”是指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圣人”才需要观察，掌握民俗民情，以成功地进行教化，就如王弼所解释的，“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相传古代设采诗之官，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0]（p528）。这“观风俗”，就是一种“观乎人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人文”的涵义悄悄发生了变化。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的开头写道：
    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11]（p1）。
    从萧统对“观乎人文”的引用来看，在他心目中，“人文”云云指的是人们作的文章，而史前社会的八卦和所造文字作为文章之源，他认为也属于“人文”的范畴。无独有偶，刘勰对“人文”的理解几乎同昭明太子完全一致。《文心雕龙·原道》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刘勰从传说中的伏羲画八卦、苍颉造字说起，直叙述到后世的文章典籍，都列入“人文”的范畴。到了唐代，李翱说得更明确：
    日月星辰经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罗乎地，地之文也；志气言语发乎人，人之文也[12]（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