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儒家和各种“异端”、“杂学”，在重大的人生哲学问题上，特别是“理”与“欲”、“情”与“礼”的关系问题上，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论辩。可以说，正统儒家和各种“异端”、“杂学”都重视“人”，但他们关于人的本性、人的价值及人如何为人的看法，大相径庭。
    孔子讲“克己复礼”[16]（p131），要求人们约束自我、克制个人欲望，遵守周文王、武王以来的礼制，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提出“性善”说，认为来自“天命”的人的本性是善的，仁义礼智为人心所固有，如果陷溺于物欲，则“失其本心”、“放其良心”，人就不善了[16]（p328-331）。在孔孟当时，提倡“克己复礼”、提倡“求其放心”（寻回失去的仁义礼智之心），应是针对古代社会、家庭、婚姻的混乱无序状态而发，有其合理性和正面意义；但很显然，他们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礼”，是限制人的个人需求和个性发展的。到了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将儒学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空前强大的专制主义制度。“礼乐”之类，即成为强大的专制国家教化百姓、敦睦人伦的工具。汉儒们标榜“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之说，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系统的“礼”文化理论和繁琐的礼仪制度。本来，孔孟讲“君臣父子”的关系，虽然说是从属的、依附的关系，但对君与臣、父与子双方都有责任要求，即不仅要求“臣忠”、“子孝”，同时也要求“君仁”、“父慈”。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6]（p66）“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6]（p128）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彼此无关的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16]（p290）按孔孟的这些说法，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应当是以君主的仁德为前提的。而汉儒的“纲常礼教”，精神主旨是确立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绝对统治，要求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绝对服从。从“人”的角度讲，这“纲常礼教”即是要强化人的支配关系、依附关系和等级关系，泯灭人的自主意识和人格的独立性。它不仅有力地维护宗法的、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而且造成中国国民相当普遍的克己、顺服和愚忠的心理性格。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发挥孔孟学说，将“人欲”与“天理”、“情”与“礼”对立起来，视人之“情”和“欲”为万恶之源。有人问程颐，有孤独的寡妇，家境贫穷，无依无托，可以再嫁否？程颐回答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17]（p301）朱熹强调人欲之恶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18]（p224-225）总之，为了维护封建礼治秩序，他们要剥夺人的自然要求和利益，灭绝人的快乐和幸福，抹煞人们个体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对于妇女的束缚和心理压制，尤为残忍严酷。这在实质上近似于欧洲中世纪宗教的哲学和伦理道德规范。元明清时期，高度发展的专制主义政权，在“尊孔崇儒”的基础上把程朱理学推上“官方哲学”的地位，从而写下了一页又一页“以理杀人”的历史。无数的青春、生命和纯真的爱情，遭到“理”和“礼”的摧残。如果要将儒学的“礼”与“理”称为“人文主义”，那未免太离谱了。
    三、晚明社会和清朝前期的人文主义思潮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道路各不相同，但人类社会的进程又有着共同的规律性。当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向北欧和西欧扩展的时候，同欧洲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也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兴起了类似的人文主义思潮。16世纪末李贽在黄安、麻城讲学的时候，正是西方文艺复兴的作家塞万提斯、斯宾塞、莎士比亚从事创作的年代；而汤显祖在家乡（江西临川）病逝的那一年（1616），也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去世之年。那是中国明朝后期。回顾四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东西方文化有着相近的思想动向，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似是同步的。
    明朝中叶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主要矛头是针对儒学的“理”和“礼”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鼓吹人的“自然天性”，反对“理”和“礼”对“自然人性”的束缚或扭曲。李贽反复阐述“人必有私”，“私者人之心也”[19]（p544），又说“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矣”[20]（p358）。肯定人的私心、利欲之心为自然的合理的事情，也就肯定了平民百姓特别是市井商贾正当的谋生权利和商业活动。针对理学家把封建的纲常伦理说成是“天理”的欺人之谈，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21]（p4）。这就是说，伦理道德必须切合人的正常生活和正当要求，切合自然人性。伦理道德本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如果有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使人无法生存，那肯定是应该抛弃的。程、朱讲的“天理”，就是这样的伦理道德。比李贽年岁稍小并对李贽倾心佩服的汤显祖，提出“情”来同“理”、“礼”相对抗。“情”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冲动，是“自然人性”最真实的显露。汤显祖强调“情”，与王艮、徐渭、李贽等人强调“自然人性”，可说是异曲同工。汤显祖宣称“志也者，情也”[22]（p1502），“世总为情”[22]（p1050）。他的戏剧作品《牡丹亭》以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的“情”如厉风狂涛，“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无论圣贤经传，名门礼数，或人间生关死劫，都将它遏制不住，特别生动有力地说明了“天理”和礼制的虚妄。著名通俗文学专家冯梦龙，编印小说、戏曲及时兴小调，明确提出他编印民歌是“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23]（p1），借表现男女间的真情，揭发礼教的虚伪性。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李贽、汤显祖等人大力肯定人的自然之性、自然之情，那就必然会多方面地背叛封建正统文化。李贽公然向孔子的神圣权威地位挑战，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19]（p1），不能以“六经”、《语》、《孟》为“万世之至论”[21]（p99）。对儒家倡导的“忠义”、“节义”，如“文死谏”之类，他表示鄙视，认为那是“收其声名”的手段[21]（p29）。他还把中国专制政权治国的根本--“德礼政刑”，斥为统治百姓的软硬两手：“德礼以格其心”、“政刑以絷其四体”[21]（p17）。这些“异端之尤”的言论，表明李贽的思想、人格和价值观念正在从传统模式中叛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