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题目也可以说是我六七年前就已经开始注意的一个问题，启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曾有在法国的几位朋友跟我提起，请我为纪念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出版50周年纪念写一篇文章，谈谈这本书对于研究亚洲的影响。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关注一种作为区域整体的历史。另外一个启发的缘由是，在西方，很多人重视世界史。可是在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与中国有所不同，因为在中国，据我所知，中国和东洋以外的历史都是世界史，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还是有他们各自的专业。但是在美国，说到世界史，这些学者有可能也是从专业的历史学背景中出来的，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却不完全局限于某一个封闭的区域。这些学者开展对全世界范围内历史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工夫了，并且它们的影响不仅在学界，还波及到许多的中学和大学。我也参加世界史的活动，但有的世界史专家往往把我当作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还是不大愿意接受他们把什么问题一概都视为世界性的，我觉得很多问题并不具有世界意义，而仅仅是区域性的。我认为，还是应当把全球化与地方性结合起来，因为无论是从“最大的”还是从“最小的”角度看待历史，中间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情况和现象。所以，我试图在世界史的范畴内，更加重视下一层空间性的问题。由此我开始想到，19世纪以来除世界以外，还应当关注日益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那些世界性的区域。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区域逐渐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许多区域尽管日益受到世界的影响，但他们仍然具有区域的特殊性。
    最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促使我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我在做18世纪中国经济研究时发现，18世纪的中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近代的一个部分，但如果把它当作“近代早期”（一种西方说法），那也并不准确。所以，当我们想要把16到18世纪的历史与近代史联系起来的时候，会碰到许多无法解释、甚至无从表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史，还是欧洲史，要将这种关联性论述清楚，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
    从这些缘由出发，我开始讨论区域性世界的问题。提及“区域性世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交通还没有近代那么方便，很多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现象都可以说是在一个相对小的空间范围内发生的。然而，我们提及小的范围，最好也不要把现在的“国家”概念用在那时候的政治与经济事件之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提到东亚历史的时候，当然要用到中国、韩国、日本这些词汇，但是问题在于，把现在的国家概念放到历史上，总是会发生一些不太合适的情况。
    区域性世界的意思是说，许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现象，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而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然而我们说区域性的世界，也不应当把他们当作一个或几个国家，而是会有其他的因素和标准去判别这些区域的存在，比如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等等。我的这些想法，很多做欧洲历史的学者可能不会很赞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欧洲史的学者通常都很重视15、16世纪欧洲人的航海活动，所以对他们来说，“区域性”就不太合适，因为从那时候起，欧洲人的活动范围就几乎已经是全球性的了。也应当承认，我们现在对于“全球化”的想法很多还是受欧洲史的影响和启发。但是我也认为，航海活动对于欧洲社会来讲也许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对于欧洲人所到之处的影响又有多大呢？比如在东亚和南亚（以今天的中国和印度为主），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前，很难说来自于西方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们的到来能够对当地社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通常我们认为，从那时候起，欧洲对于东南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也应当注意到，欧洲影响起到较大作用的，往往是那些本地人口少、文化欠发达的地区。我们往往很容易从19、20世纪的历程看欧洲的重要性，并把这个重要性推测到前期历史过程中的诸多现象，这是不适当的。我认为，16到18世纪，在亚洲，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变化主要还是在亚洲里面。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否定亚洲与欧洲在文化上的关系；而是强调，应当更加注意这些区域文化及其社会内部的历史变化。以中国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例，这多半都是由本地因素所造成的，与外界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度。虽然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也发现，影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些因素中，有许多与欧洲是类似的。但是，影响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以说仍然都在区域性世界的内部。所以，区域性世界里面，经济、政治的发展具有内在性，这些内源的特征才是我们研究和论述的关键，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反而不是重要的分析对象。举另外的例子，在那一时代的中国，我应当强调，已经有美洲的白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虽然，我们不能假设没有这些白银，中国的历史又会怎样。但我的看法是，没有这些美洲白银的进入，亚洲的商品经济还是会有所发展，它有其自足的发展逻辑。
    到19、20世纪，所谓“近代”的时候，无论是中国、日本、欧洲或美国的历史学家，很容易就能看到区域与世界的联系、外来因素的影响，等等。所以，到这个时候，从前的“区域性世界”就变成了“世界性区域”，这是相当重要的变化。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以来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区域与外界的联系，从而才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以及他们之间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所以19世纪以来东亚社会的发展与外界的关系越来越重要。40年前费正清教授的历史学立场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即必须要注意到19世纪中国历史中的西方影响，冲击与回应是观察这一段历史的基本模式。所以在30多年前，许多学者认为，没有西方对于亚洲的进入，亚洲就不会有发展。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从马克思以来19世纪学者的普遍看法。但是最近，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公开承认这样的说法，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似乎越来越意味着一种“政治不正确”。但实际上，我们也应当看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仍然是把“西方”当作重要的启动性因素。我对这些看法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不承认外来因素的重要性；而是说，为了理解它的重要性，必须在讨论外来影响之外注意到区域自身及其内部的自足逻辑。所以，我们发现，虽然有一些外来的影响，但仍然应当更加重视他们自己组织与变化的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