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当代历史学界，我们对于西方中心的观点已经有了相当的警惕，但它仍然很容易作为一种思维的底色影响着我们的历史研究。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另外一些很不同的想法，强调的是区域性文化内部可能存在的一些好的因素。比如在日本70、80年代经济的大发展就致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日本的传统社会关系对公司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有所帮助。但奇怪的是，同样的因素在50年代却被认为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阻碍，比如日本缺乏个人主义、真正的资本主义，等等。这说明，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同样的因素既能被认为促进发展又能被认为是阻碍发展的？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因素其实什么也证明不了？我想，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与问题也许恰恰可以为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提供某些关键的启示。
    我们的历史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两个方向的影响：第一就是很难排斥19、20世纪亚洲发展的西方影响，第二就是亚洲本身的发展逻辑。但是新的问题又在于，我们总是很难确定这些因素他们各自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程度。因此我认为，当我们想了解19、20世纪的历史，就必须首先回到从前。这样的回访会告诉我们，19、20世纪仍然与它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当然，这些关联性、影响并没有所谓“好的”或“坏的”之分，我们要确认的是历史脉络的存在。
    这里，我可以就19、20世纪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举两个政治上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我们的很多看法还是从欧洲历史来的，我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也提及这种立场对于理解中国历史的缺陷。仍然举日本史为例，琉球到19世纪初年的时候同时与大清帝国和德川政府有关系，但是到19世纪西方人进入亚洲，比如1820年代英国对新加坡的征服，琉球人也由此开始关心新的殖民环境下自身的归属问题。所以，那个时候琉球政府已经请求清政府帮助他们驱逐法国的传教士，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琉球政府因此意识到清政府的不可依靠。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60年代以后也开始试图把琉球纳入到它的统治范围之内，到1876年就正式把它改称为冲绳，使其成为日本的附属。所以，日本基本是在西方势力进入亚洲的影响下获得对琉球的统治权的。这可以视为西方对亚洲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新疆的例子。19世纪以前，清政府对新疆的统治与帝国范围内其他地区的行政制度是不同的，而到了19世纪末年，对新疆的统治则被纳入到帝国统一的范围之内，新疆被视为帝国内部的一个区域，而不再是特殊的边疆。这与英国和俄国对新疆的争夺有很大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看19世纪亚洲政治上的变化以及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应该承认，西方的影响是有的；但并不是说，西方影响是告诉我们，亚洲的历史完全由外来力量主宰。这些历史进程既包括外力的作用，也包括了这些区域自身的历史脉络。
    讲到这些世界性区域的自足性历史进程，我这里还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证。一个是经济上的事例，8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历史资源的当代影响，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特殊和有趣的示例，欧洲历史上就不存在这种小范围内的、较小规模的工业类型。我认为，乡镇企业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村手工业背景有着极深的联系，这并不是说明清时代的农村手工业与乡镇企业是同一性的，而是说，除非有这样的一个手工业背景，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创生了乡镇企业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没有。所以，中国在他自己的区域世界所拥有的农村手工业传统，这些事物与欧洲历史有很大的不同；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历史与传统资源的差异，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后来以及当代经历都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由历史连续性所决定的现象。
    还有一个有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例子，即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我个人认为，有关于当代中国经济的区域性差别问题，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比如欧洲和美国也有经济的区域差别，但只有在中国，这种差异的重要性才能够上溯到他的历史。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都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即使到了19世纪，清政府的积弱已经致使它没有力量去对抗或消除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但这个政府及其官员也仍然在一定限度内为此做过努力。如果上溯到18世纪，清朝政府所做的努力就更值得称道，政府不仅意识到对经济的区域性差别负有责任，而且采取了许多政策试着去消除这些不平衡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所以，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有许多方面都实实在在受到18世纪的影响。历史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它的绵延性质，也许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人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18世纪或者更早以前的历史资源。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种历史解释的困难之处。实际上，到了21世纪人们对于许多事物，包括对政治的看法，都与18世纪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也绝对不能利用以前的一些看法、范畴以及表述来做分析。但是，当我们进行具体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分析的时候，我仍然认为那些连续性与绵延的特征是存在的。
    这里，我想再谈一谈有关于“区域性世界”是如何走向“世界性区域”的问题。最近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包括我以及我的许多朋友在内，都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即欧洲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同样，在欧洲以外其他地方的历史虽然与其存在着共同之处，或者说，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但仍然应当注意到他们各自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历史学家讨论各个不同区域间历史的共性与个性，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针对19、20世纪的有关讨论就会比较困难。原因在于，到了19、20世纪，世界上所有的区域都既有其区域性，也同时呈现出许多世界性的特征。我们首先承认外来因素的存在，并且这种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但是，也应当意识到，西方影响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的，更不是绝对的。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亚洲以及所有那些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放到一个更长远、更广阔的视野中予以观察，将他们在19、20世纪之前的历史与近代以降的经历联系起来看。虽然这很困难，因为传统时代的发展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那些系统性的变化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或者同一套言辞去概括。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中国史的学者，关注明清史与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重大命题。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史的学者倘若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梳理清楚明清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连续性问题，这将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进展，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历史学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探讨，甚至于会改变人们通常的思考历史、思考世界的方式。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们历史学家思考历史的方式或许还将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理论的进展。比如无论是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人类学等等这样一些当代重要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学者们的具体研究以及所有概念与范畴的确立几乎都是源于美国经验；糟糕的是，所有的学者都必须用这些带着强烈美国色彩的学术术语、规范去研究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那些各具差异的社会。所以我想，历史学家在学科内部的这种反思与回溯，将有助于社会科学其他部门的学者把历史的维度以及那些差异性原则加入到他们的分析、方法与理论建构中，或许也将会拓展他们思考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