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我忘记提到，昨天刚刚看到的一个消息，日本的九州大学把传统的东洋史研究慢慢压缩为一个主题，标题当然仍然是“日本与东亚”，但他们提出了两个极有意思的话题：第一，先有日本还是先有东亚？这个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先有东亚，然后才能有日本。第二个问题，这过程中间经历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因此日本过去一直强调他是亚洲的西方。现在他们要反思，那就是说，他们重新要回到东亚，因此又把日本的历史与东亚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作为研究的主题。从中我获得了一个信息，日本的史学家、起码是九洲学派，他们强烈反映了日本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取向--他们要重返东亚！我觉得，日本的史学家研究东亚、研究中国，他们始终关心一个前提：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研究的“态度”应该是什么？而且对这个“态度”，他们一直保持着检讨的立场，不满足既有的认识。这很值得我们中国史学同行思考。相比而言，有关“世界性区域”的关怀，在我们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就比较弱。这个问题确实还是值得我们反思。另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在这个“世界性区域”的题目下，从完整的意义上，整个亚洲是否可能构成一个区域？这就是周武先生所讲的，构成一个区域有许多的条件，并不仅仅是地理环境的因素。一位德国教材专家曾认真地跟我说，你们还在编写中国史，我们德国已经不再编写德国史，而是编写欧洲史。我只能对德国同行笑笑，轻描淡写说了一句：我们还不到你们这种火候。
    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听完王教授的报告，我想他关于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的提法是非常辩证的。我这样理解，区域性世界，也就是把一个区域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它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诸多特征的一块地方。那么世界性区域也就是在世界市场的发展、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各个区域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征，这也就是周武先生所说的“变中有常”，而这个在积淀中延续下来的“常”往往是很难改变的。并且，区域性世界实际上也是个相对的概念，可大可小，可以是亚洲，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中国的某一个小的区域。现代中国对于区域史的研究也很兴盛，那么这个区域，就是指中国的某一个特定的地区，比如江南、徽州等等，这是一个小的区域性的世界。不管是大的区域还是小的区域，都可以看得出16世纪以后的社会变迁。
    从16世纪开始，实际上西班牙、葡萄牙已经在影响中国了，这些影响有大有小、有深有浅，但是它的强势是在不断增加的，一直到鸦片战争以来的影响是大大地增强了。在此过程中，一个区域性的世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区域，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关于这些变化的原因，我们中国史学界也一直在讨论，比如文革以后兴起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是意在反思文革，即，文革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必然的，那么它的必然的因素是一定要从结构上来看的。从结构上探讨的话，则变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争论。那是因为在当时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不能针对文革直接提问，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展演思考。到1840年以后，中国“不变”的格局开始发生了大变，但是我们史学界过去有一些研究的局限性--过分夸大了“变”的情况。如果将中国社会视为一种长期稳定不变的情况，那么1840年以后的历史确实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则这种变化也并未撼动社会结构的“常”。
    但是，实际上当时出现的诸多变化仍然只是表层的，深层次的变化并没有那么明显。比如从经济上来说，英国的纺织品进来了，但是中国人自己的土布，可以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我读大学的时候，许多同学穿的衣服还是家中土布织成的，盖的被子还是农村的土机所织。松江地区的学生，他们还是穿用家里面织的布。这是文革以前的情况。从社会整个的结构来讲，变化也不是很大。我在前几年编过一本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在我所搜集的苏州地区的碑刻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前我们想象1840年以后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这其中有很多的例子，比如一直到晚清甚至民国，传统的义庄不断在建立，很多的中国商人，举例其中的一家，是陶希圣的亲家，姓鲍，就是一个从徽州迁去苏州的大商人。民国九年，他在苏州建立了鲍氏义庄，捐了五百多亩土地。像这样的碑刻，在苏州碑刻集里面实际上还有很多，不是个别的现象。从我研究的徽州来讲同样如此，就是在抗战期间，很多商人都从江浙一带逃到徽州，因为那是当时江南地区唯一的一块国统区。商人把资金都带往那里，反而在那个时代兴起了一个修祠堂、修族谱的小高潮。
    我还可以讲一个故事，1950年土改的例子。我在做口述史调查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个地主的后代，他说，他的父亲当时土改的时候就是一个破落地主，土地都已经出卖，但是工作队要把他划分为中农，他很不服气，跑去跟工作队交涉，认为自己是地主，怎么能划为中农呢？这说明，在当时的价值观下，地主还是受尊敬的。因为按照传统的价值观，只有积善的人才能发财，或者勤劳是可以致富的。传统社会里，恶霸地主是有的，但不是多数，世世代代在一起生活的人们，地主也不可能对世代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面的人过分苛刻。我还碰到另外一个例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工商地主家里的长工。这个工商地主在上海做生意，因为徽州是个山区，消息不是很畅通。而这个地主在上海的时候就知道解放军即将过江，形势已经十分明朗，所以他让家里人尽快地把土地都出卖了。这些土地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那位长工，这个克勤克俭的长工以很便宜的价格便买回了一个“地主”的头衔，划成分的时候，就被划分为地主。这两个人的经历，让我的体会很深很深，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不是一场革命的话，在中国的内地、山区，那些宗族制度很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它也有自己的合理性，因为那是在特定自然条件下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本身，是很难用今天的眼光去判断的，必须根据它的地理环境以及那些特定的时空条件，才能理解它究竟是合理性多还是不合理性多。
    所以由这个命题出发，实际上可以反思一系列的命题，比如，传统与世界的新的因素究竟是一种慢慢融合的方法比较好，还是革命的方式比较好。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责备革命，因为革命实际上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说，是结构的一个选择。革命为什么成功？--恰恰是因为它应因了这个区域性世界所固有的深层的结构和文化。但是，作为学者，我们要处理好区域性世界与世界区域性的辩证关系。不能以区域性世界而拒绝世界区域性，从而为传统结构的固化造势。区域性世界与世界区域性是一个辩证的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价值观--公正、公平、自由、竞争、人权--逐渐趋同、而区域性世界呈多样化的过程。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以实证史学为主，但是我认为，在研究实证史学的时候必须要有对世界的整体的思考，这有助于我们掌握一种通识，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是极有帮助的。这就是我听了王先生报告以后的一点体会。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我对王国斌教授报告的体会：他是要告诉我们，世界性因素影响下区域性世界内部的作用。我是做宋史研究的，我记得我的老师程应镠先生曾对我说过，只搞宋史，是搞不好宋史的；那么我想把这个观点运用到理解今天的报告上，即，只搞区域研究，是搞不好区域研究的。我认为，王教授的这种观念，对我们整个的历史研究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这个命题也是适用16世纪以前中国史的。比如说，陈寅恪就曾讲过，隋唐时征高丽，这是一个“东亚世界”的历史事件，而它立即就影响到中国内部的一系列反应。所以说，在我们的前辈史学家那里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这样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