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部分
    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性区域与区域性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从前我们国内也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比如武汉大学的吴于廑教授就认为，世界历史有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王国斌教授在探讨近世世界历史变迁的时候引入了“世界性区域”与“区域性世界”这两个概念，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照我的理解，王教授今天的演讲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区域与整体的关系，王教授特别讲，一个区域的形成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共同体。如果缺乏这种内在的联系，哪怕是地缘上很接近的地方也不能算是一个区域。只有存在这种内在联系的，才是区域性的。关于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我常常喜欢举两个例子。几年前，我在哈佛大学与孔飞力教授聊天的时候，他曾经用一个例子跟我道明了这之间的关系。孔飞力教授说，区域与整体的关系，用中国人的一个词汇来说，就是“一叶知秋”。意思是说，倘若你不知道秋天，又怎么会懂得一片落叶的意义？只有看到了全部的秋天，那一片落叶才会具有它存在的意义。另外一个例子，是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所讲的，陈先生认为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就像一个手指一样，手指如果剁下来它没有任何的用处，它只有放在生命体中，才能确切地了解它的功能和意义。所以，我觉得，王国斌教授的这个报告实际上为我们了解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这是对我启发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认为，用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这样的概念来解释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对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有极大的帮助。在区域性世界变成世界性区域的过程中，以往我们常常强调的只是外部因素，而正如王国斌教授所讲，区域性世界变成世界性区域后并不意味着区域性世界的消失，而是依然会作用于世界性区域，对世界性区域的发展还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造就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像王教授举到的一些例子，比如乡镇企业，全球范围内，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可能不大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它可能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与中国历史上的区域性世界有着莫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变”与“常”的关系-“变”中有“常”，“常”中有“变”。也就是说，区域性世界变为世界性区域，这实际上是“常”中之“变”；而区域性世界变成世界性区域之后，区域性世界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这实际上就是“变”中之“常”。这样一些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是极有帮助的。以下，我将把时间交给在座的各位专家，希望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些有意思的对话。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世界史学发展的当今，我们感到的一些担忧或者说我们希望扭转的一些偏向，我感觉和王国斌先生之间没有二致。而这个题目，我是这样读的：“区域性的世界”与“世界性的区域”，中间加了两个“的”字。按照我的理解，以19世纪50年代为界，我们可以把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我们今天说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热棒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就是全地球上人的历史。但是这个世界史是人群以若干区域相互隔离的独立存在为前提的，不排斥少量的、偶尔发生的交流，甚至还有过部族大规模的流动。19世纪5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交通和通讯全球贯通以后，这个地球上人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确实也看得到在强势文明影响下的“趋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这个概念勉强可以成立。但是，也应该老实承认，我们今天仍然对这个“全球化”的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没有把握，相互之间“同”虽然多了起来，“异”是不是一定会不断减少？
    王国斌先生说，他在国外开会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落后者”，对于这一点，我深有同感。我们搞历史的人，与搞社会科学的人有许多不同。拿我在国内的经验来说，和那些“理论家”的对话常常显得无比困难。因为“理论家”执著于流行的各色各样“意识形态”，一心要把这些“意识形态”输入或者纳入到历史中去，所以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想改写历史。这就是王国斌教授所讲的，总要把现在的概念强加到历史上，使得历史成为某种现代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我们都是研究很具体的历史，对每段历史有很具体的感受，他们所说的与我们感受的很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发现，没有受过严格历史专业训练的理论家下判断是最大胆的，而历史学家却显得“谨小慎微”，不敢说一句“太出格”的话。
    今天王国斌先生强调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在介绍萧一山《清代通史》时，非常看重的一个话题是萧一山先生所讲的一个观念（实际上梁启超先生也曾经讲过），就是“有渐无顿”--只有渐变的历史，而没有那种断裂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在连续中变化。王国斌先生今天强调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实际上正好跟我看到萧一山提出的“有渐无顿”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与这个“有渐无顿”历史观对照的，正好是那个革命的历史观、突变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总是强调变，虽然我曾经是、或许也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徒，但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那就是王国斌先生所说的，我们不能否认外来的因素介入以后对本土社会、对这个区域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在一些时候会非常显著，会突显在历史的表层，但是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终究要沿着他们原来的道路，去把这些新的因素改造，所以最后变出来的肯定不是与输入的因素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从它的本土生发出来的。
    现在人们很喜欢讲各种各样的“化”，所谓全球化、通俗化、西化等等。“化”本身有一个化学变化的意思。过去不做家务，今年暑假我被迫做了不少，比如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常识--麻油是有颜色的，是黄的，把麻油浇在豆腐上，白的豆腐一部分表面就呈现出黄色，而且会慢慢渗透进去，但豆腐与麻油本身仍然没有变。假如把麻油放到带皮的萝卜上，麻油就往下淌，进不去。这个比喻当然非常之差，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意志的。但我们仍然必须考虑，外来因素进入以后，它会不会渗透、怎么渗透、怎么吸收？起怎样的变化、产生怎样的结果？毫无疑问不会像西化或者全球化论那样，说最后都会变成外来者！所以我们现在强烈地感受到，所谓全球化的结果，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区域，它的自我认同不是变弱了，而一定是变强化了。我认为正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民族、区域、国家的自我认同要比过去更自觉，更强烈。因此区域性是不可能消失的。但是回过来讲，跟过去不一样的是，任何一种自我认同倘若不与“他我”联系起来，不吸收“他我”的东西，这个自我会越来越萎缩，最后这个自我在全球化过程中间就会丧失立足的根据。既然没有立足的根据，那么它就不会存在。这正好是面对了我们中国当前所产生的问题。